宗族结构影响下的传统村落院落空间研究——以山西省晋中市南贾村为例

宗族型传统村落作为乡村聚落中的重要类型,其内部的院落空间形态与村落宗族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文章以山西省晋中市的宗族型传统村落南贾村为例,从宗族结构的角度出发,梳理宗族发展的历史脉络,研究宗族结构对传统院落的空间形式影响,挖掘院落内在的形成逻辑,并根据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保护策略和意见,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提供实际参考。

宗族结构影响下晋东南传统聚落空间形态及发展演变--以西社村为例

平顺县西社村作为晋东南地区典型的宗族血缘型村落,其形态受宗族结构影响,格局独特。文章从宗族结构的视角出发,借助族谱、碑刻等文字史料信息,结合田野调查与类型比较等方法,对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与聚落空间形态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历时性分析,归纳宗族发展对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结合宗族结构影响下聚落的两个空间特征,探究其空间形态及发展演变规律。

宗族文化、特殊信任与企业寻租支出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和城市族谱数据,考察宗族文化对企业寻租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地区宗族文化越浓厚,企业寻租支出越多,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改变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后仍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加深对自己人的特殊信任,有助于满足作为违法交易的寻租对信任、承诺和保密机制的要求;宗族文化的影响在不同的所有制、规模、区域和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程度的企业样本中存在明显区别。本研究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解释寻租可为反腐败工作提供参考。

宗族文化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宗族文化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强度越大和宗族多样性越高都显著不利于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就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未婚女性非农就业无显著影响,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生育阶段女性的影响显著强于非生育阶段女性。此外,宗族文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南方地区的宗族文化显著降低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概率,而北方地区的宗族文化无显著影响。在作用机制方面,证明了宗族文化通过影响生育行为、教育投资以及家庭分工进而制约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就业。还进一步探究了宗族文化是否影响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地点。结果显示,宗族文化虽然不利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但对于已实现非农就业的女性而言,宗族文化有利于其跨县就业和跨省就业。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在文化方面进行积极引导,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

“为政于家”:近代皖中宗族的族长制研究

宗族推选德才兼备者实行统管的族长制肇始于宋元,在明清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获得了很大发展。民国以后,虽然政府的政策转变为默许,但是皖中宗族继续大力推行,族长制获得了普遍发展。近代皖中的族长权源自家长权。宗族不仅通过签订议约和制定族规确保族长权,而且分别建立以族长和房长为核心的层级管理组织保障其得到贯彻,从而实现了族长对宗族的全面有力管理。可以说,传统宗族在近代总体上保持着稳定发展态势,族长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族长的“恶名”多是因宗族要求其严格执行族规的结果。

宗族结构影响下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演变研究——以高桥寨自然村为例

文章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桥寨自然村为例,采用田野调查法和历时性比较法,将村庄的演变历史依据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分为五个时期:分衍、兴盛、异化、瓦解和重构。分别从时代背景、宗族结构和空间形态三个方向进行分析,以探究村庄演变的逻辑规律和影响因素,以及宗族结构与空间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挖掘该类型自然村目前的发展困境,提出现代化村庄内生秩序架构和区域联动发展的策略。

“招娣/弟”命名偏好的省际差异及宗族文化的影响

“招娣/弟”是个有明确涵义的名字,它在群体层面上能够反映命名者的男孩偏好社会价值取向。通过档案资料建构了省级层面的宗族文化及“招娣/弟”比例等数据,卡方检验证实“招娣/弟”比例存在省际差异。同时探讨了宗族文化对这种差异的影响,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支持宗族文化正向预测“招娣/弟”比例的差异,宗族文化越强的省“招娣/弟”比例越高。

乡村振兴背景下当代中国宗族文化的作用

中国宗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前现代性文化,是小农经济、农耕文明的产物,与封建社会相协调。改革开放后基层权力的下沉和宽松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宗族文化的复兴。但当代的宗族文化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革。新时代下,可以利用变革后的新宗族文化,在乡村经济发展、优秀人才引进、乡村秩序建设等方面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宗族势力在乡村治理中的影响及引导

我国是一个宗族传统历史悠久的国家,在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宗族势力长期存在。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 过程中宗族势力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乡村治理结构,村规民约以及村务管理等方面。在乡村治理过程 中,宗族势力对利于维护乡村地区的稳定和传承乡村文化,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破坏乡村治理结构等消极影 响,阻碍乡村全面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引导宗族势力健康发展,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当前乡村治理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数字治理、宗族网络与农业创业——基于东部地区397个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时代背景下,基层政府开始探索数字治理。通过整理东部地区397个县域2019—2020年的农业创业数据、县域统计年鉴数据和家谱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治理显著促进了县域农业创业活动的产生,但是该作用仅在数字治理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后有效。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农业创业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是该调节作用主要对传统种植类农业创业有效,且在宗族网络紧密时作用强度更大。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治理降低了企业创业门槛,使得更多创业者创办小微企业,进而提高了农业创业水平。据此,政府应加大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并且关注传统宗族网络在其中的作用,进而更好实现数字技术对农村基层治理的赋能,提高农业创业活力。

“合同型”宗族与契约精神——基于明代军户的视角

在历史及文化传统中探索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内生化过程不光是经济史学者长期关注的议题之一,对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但是,目前相关文献依然数量有限且结论不一致,大都以描述和思辨为主,缺乏基于系统数据的因果证据。本文结合明代设立军屯这一政策背景,发现家族在内部选定戍边军户过程中所界定出的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可以体现出一定的契约精神。我们基于系统历史数据,来探索这种“合同型”家族分布对现代语境中契约精神的影响。基础回归结果发现,历史上军户人口比重的确显著影响了当代契约精神,该结果在用明初战争频度作为工具变量后依然稳健。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湘南宗族型传统村落共享空间特征研究

文章研究涉及的湘南宗族型传统村落地处湖南省南部,是以血缘关系和族谱为纽带,拥有完整的宗法礼制和生产关系的传统村落。选取湘南地区3个典型的宗族型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将共享空间分为物质载体、社会交往、精神寄托、文化延续4种类型;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村落、村民、游客3个维度构建空间网络模型,解读空间—行为之间的关系,分析村落共享空间特征,探讨宗族文化对村庄有形实体空间的影响,以期为宗族型村落建设中的空间优化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宗族文化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视角

随着宗族文化的不断渗透,中国企业不可避免地面临宗族文化逻辑与企业逻辑共栖带来的制度复杂性。如何有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制度复杂性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基于制度复杂性战略响应视角,本文系统考察企业如何对宗族文化影响下的制度复杂性进行战略响应,以最终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通过对193份企业与企业所在城市配对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资源柔性中介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协调柔性中介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宗族文化较低水平时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并且增强宗族文化较高水平时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在揭示宗族文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同时,也为中国“本土化”的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提供实践参考。

宗族文化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创业正规化是促进农民创业融入现代农业产业、创造规模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现有研究大多从正式制度视角探讨创业正规化,忽视了宗族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作用。鉴于此,基于制度理论,利用地区族谱数量测度宗族文化,探究宗族文化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影响,并探讨了内/外群体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和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宗族文化抑制了农民创业正规化;内群体社会信任和外群体社会信任在宗族文化与农民创业正规化关系中均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地,数字化水平削弱了宗族文化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从非正式制度视角拓展了农民创业正规化的理论认知,并为农民创业实践和地区乡村振兴进程提供了重要借鉴。

明清徽州乡村宗族秩序的构建与村际竞争——以祁东吴氏为中心

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村落,宗族既是族内秩序的构建者,也是维系村落秩序的主体和重要力量。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精英通过编撰族谱、制定祭祀规则、推行礼俗教化、实施经济救助等措施,积极推动宗族组织化进程,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村落社会实际权力的掌控者。位于祁门十一都的祁东吴氏宗族通过宗族秩序的构建和完善,提升了吴氏宗族在村落社会的竞争实力。

从宗族认同到地域认同:“迎老爷”仪式中的潮州大锣鼓音乐研究

潮州地区的“迎老爷”无论是仪式进行的场域空间,还是仪式参与者的个体情感,抑或仪式中的音乐,都标示着其背后文化内涵的嬗变——由传统的宗族祭祀活动到极具地域色彩的民俗文化活动。潮州大锣鼓表演在“迎老爷”仪式中所营造的听觉、视觉及视听结合的情感体验,使在场不同身份的参与者获得对地方感的认知。潮州大锣鼓音乐极具地域性色彩的高声部旋律,与不同音色的低声部打击乐器密切配合,形成丰富的多声音乐形态,极大增强了仪式的喜庆氛围。

宗族记忆、村落景观与族姓地图--基于清代徽州家谱的考察

宗族记忆是指宗族成员共同创造、传承和改造的历史记忆。宗族是宗族记忆产生的土壤,决定了宗族记忆的内容及演化规律,宗族记忆则反映了宗族思想的内核。徽州家谱是记载徽州宗族历史、保存徽州宗族记忆的主要载体,而族姓地图是徽州家谱的重要内容。清代徽州家谱收录的族姓地图包括村居图、宗祠图和墓图,这些地图描绘了村落内的住宅、祠堂和祖墓等景观,深刻地反映了徽州人精神世界的诸多侧面。稽考清代徽州家谱中的族姓地图,并与徽州其他相关文献记载进行比勘,有利于从地图史的角度对清代徽州宗族记忆进行深入解读。

由武劲向文雅:明清之际徽州宗族发展路径的内在转变——以歙县瞻淇汪氏四友堂支派为例

歙县瞻淇汪氏四友堂支派在明清之际迎来快速发展,凭借生员群体与科举入仕之风形成群体性人才优势。在明清之际的时势变迁大背景下,加之清初国家政策调整以及支派成员自身价值观念等因素,该支派发展路径由明末的武劲之风向清初的文雅之风转变,从而在整体上不仅延续其在徽州本土社会既有的宗族地位与声望,同时也较为顺利地融入到侨寓地社会之中。与同时期江南士大夫家族相比,四友堂支派发展命运可谓共性与个性并存。明清之际徽州宗族发展转变体现在诸多层面,今后研究仍须将自上而下的王朝国家视角与自下而上的宗族成员个人视角相结合,从多维度剖析典型个案,以求对该阶段徽州宗族发展面貌的认识更为全面清晰。

《明清时期赣鄱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研究》出版

本刊原主编施由明研究员所著《明清时期赣鄱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研究》一书,于2024年5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施由明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成果。全书以赣鄱宗族与地域社会秩序为考察中心,首先阐述了赣鄱庶民宗族从宋代至当代的演变历程;其次阐述了宗族发展壮大过程中宗族是如何控制与稳定地域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是如何利用宗族治理地方社会的;再次阐述了宗族的负面作用,从豪族与豪绅对基层民众的盘剥,到宗族间的争讼与械斗等对社会秩序的危害。

民国徽州宗族礼仪观的革新——以徽州家谱族规家训为中心

晚清以降,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宗族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徽州基层社会逐渐呈现出崭新的近代化文化景观。时至民国,徽州宗族对以冠(笄)、婚、丧、祭为主要内容的礼仪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主要表现为:徽州宗族对冠(笄)礼的重视程度有明显削弱;对婚礼则提倡从简,并在沿袭传统习俗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和转变;对丧礼主张遵从《文公家礼》与名儒古训,提倡节俭,反对铺张行为,保护祖墓坟茔,反对传统陋习;对祭礼则依然非常重视,不仅强调严修祭事,遵守祭祀时节、规则等,还强化了祀产的管理力度。宗族礼仪观的改变,反映了裂变时代中徽州宗族文化的变迁实态,以及衰落时期的宗族社会文化心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