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宗族共同体的硬权力：族谱记忆、祠墓祭拜与宗族通财--对清代民国期间成都及周边地区宗族的研究

考虑到共同体的显著特征,结合氏族内部结构的嬗变,氏族更像是处于共同体理论创始人所谓的"社会"与"共同体"的交叉点,或者说宗族兼具有"共同体"和"社会"两方面的特征,"宗族是一种自然历史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宗族共同体的存在需要族类记忆的传承,需要得到国家法律、族规族约、礼仪习俗、祠墓祭拜的维护。

清明祭祖与宗族共同体的延续——以鄂东浠水C氏宗族为例

多数学者认为日渐加剧的城镇化进程导致宗族的进一步衰落,然而鄂东浠水C氏宗族的清明祭祖活动,却彰显了华中民间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和在变迁中延续的村落共同体的蓬勃生机。在年度节庆和生命礼仪中,清明祭祖为宗亲凝聚提供了更为持久的动力。

宗族共同体:农民利益表达的一种选择——基于对华南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的观察与思考

农民利益表达能力不足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以宗族文化和宗族组织为基础的宗族共同体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现实思路。宗族文化具有利益调适功能,宗族组织具有利益联结功能,宗族共同体介入农民利益表达以农民的利益联结为起点,能较好地实现有序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维护。如果村庄正式权威——村委会能加以正确把握引导,充分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则可以使村民从注重情感表达逐渐向注重理性表达转变,实现村庄宗族治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宗族文化

本文采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 ,分析了近现代社会以来国家强度进入农村社会的过程中 ,农村宗族文化的嬗变及其功能的消解 ;指出了国家调整农村政治关系的过程中 。

文化保护视角下快速城镇化地区乡村发展路径探索——以中山市为例

快速城镇地区乡村发展的文化保护程度不一,除城镇化对乡村本土文化冲击和乡村自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消亡外,探索乡村发展与文化共存互促的第三条路尤为重要。文章以中山市为例,探讨乡村地区完善文化保护制度、构建村庄群落保护的有效路径、探索基于保护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研究基于宗族社会共同体特征的乡村治理方式,为类似地区提供一定参考。

明清时期儒家思想的民间渗透探析

明朝中后期至民国时期,族谱、家训、族约等宗族文献随着宗族组织的平民化而遍及全国山野乡村,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连通了儒家思想与平民百姓的生活实践,如成化碑所说的“民生日用不可暂缺”。这不是国家的政治灌输,而是取决于民间的自发需要,反映了主流、优势文化由上而下扩散传播的规律,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儒家思想之主导民间宗族活动,基于儒家思想与人情民俗的天然联系,其“齐家之道”为宗法社会结构中的治家需求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理论资源。而血缘、地缘关系相重叠的宗族共同体则为儒家思想的民间渗透提供了场域,将以儒家礼教和人伦道德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化为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做人”的内在自觉。儒家思想的民间渗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理解和把握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变迁和乡村建设的关键所在。

三代礼制传统与华夏文明的连续性

三代礼乐文明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建立在礼基础上的早期华夏国家既是一政治共同体,也是一文化共同体。周礼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礼是多层面、多维度的复杂政治文化体系,兼具政治、宗教、道德等属性,从多方面为王权政治提供合法性论证和技术支持,保障王权秩序稳定,整合社会关系,促进共同文化与政治认同。三代礼制既包括外显的礼仪、制度,也蕴含内在的精神传统,比如敬天法祖及崇德报功、报本返始等道德观念,以及从祖先崇拜基础上生发出的血亲意识、宗族共同体意识、人伦孝道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