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组织、信贷约束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基于“大学扩招”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历史家谱记载与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1999年大学扩招作为外生冲击,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宗族对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宗族组织越发达的农村地区,居民因扩招带来的教育年限以及大学与高中入学率的增幅越大,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幅度越大。机制分析表明,以亲友经济帮助为主的非正式借贷对促进农村居民提高教育年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重视教育的文化规范并未直接捕获此效应。

明代嘉鱼李氏家族宗族组织化的维系与强化

明代嘉鱼李氏从景泰到崇祯年间,两百年间产生六位进士,十多位举人,有以理学扬名,有以功勋著称,有以直谏享誉,有以节义被赞,是一个成功的科举家族,被誉为南嘉望族。嘉鱼李氏是通过编纂家谱、修建义学、建立祠堂、制定家范、保护墓地及家族中的精英人士积极参与家族管理,使宗族组织化得到有效的维系及强化,从而保证了一个家族历代才人辈出,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宗族组织的结构、特点与作用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的结构包括宗祠、族谱、族训族规、族长及族田。宗族组织具有族内的等级性、族长的权威性、执法的宗法性、族田的福利性等特点。由于明清中央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组织提供支持,这无形之中鼓励了宗族组织的快速发展,故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不仅成为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维护中央王朝统治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的有力工具。

我国古代宗族组织功能探析

宗族是一个依托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组建的社会组织。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它以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和天然的区域优势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综观我国古代宗族组织的发展,它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主要发挥着行政管理、教育教化、赈济救助、军事防卫等功能。

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缺乏官民充分沟通的传统乡村社会中 ,宗族是村民分享政治生活、集体抵御国家权力渗透的公共领域。宗族成长、植根于乡土中国 ,适应中国乡民的传统习俗 ,改造乡村必先改造宗族。在当今中国乡村宗族死灰复燃的情况下 ,研究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对于培育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 ,更有效地改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鄂西土家地区宗族组织的历史变迁

湖北土家族长期聚居在鄂西武陵山区。从 19世纪中叶到 2 0世纪末 ,鄂西土家地区的宗族组织和宗族生活随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出现了勃兴、发展、衰微、回复的过程 ,对当地民间社会生活和社会基层组织建设产生了久暂不一的影响。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结合文献材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此作出了较详尽的分析。

宗族组织与企业管理的文化自觉

本文分析了中国家族式商业组织的内部结构,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宗族组织对中国家族式商业组织的创立与延续起到积极作用,揭示出宗族制度与集体人格是家族式商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本文认为,传统社会组织之于今日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依然有效;在转型期的中国,中国民营企业在管理模式的探索上应重视将西方的标准的、流程化的管理方式与中国本土的因人而异的、人治的管理方式相结合,在强调理性管理、标准化管理的同时,在企业中营造家的温睡,以中国的传统宗族制度之哲学严谨地实施西方的管理科学,探索出一套本土化的管理方法。

旌德隐龙方氏与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

毗邻徽州的宁国府旌德县方氏,通过重修家谱和兴建统宗祠,在清代前期完成了宗族整合。但山区开发的进程造成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使得旌德方氏的统宗行为难以维系,并推动其大宗隐龙方氏加强内部整合和寻求象征资源。隐龙方氏通过与徽州方氏联宗,在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得了东南区域方氏群体的认同,此举措对于维系其在旌德方氏族内的影响力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对隐龙方氏参与会谱的利益动机加以分析,可以在歙淳方氏宗族组织扩大的表象下,对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有更全面的认知。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

辛亥革命后,社会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宗族势力的态势如何?这是窥测中国社会变迁进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宗族组织有三个要素,即族谱、祠堂和族田。本文拟对其中的族谱、族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态势加以考察和评估,并进而指出中国宗族组织的消亡是革命的结果,不是自然变迁的结果。

宋代的宗族组织与基层社会秩序

宋代的基层社会由于政府控制力的不足,给地方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由此,乡里精英通过自发地有组织的行为在基层社会中公共事务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宋代的宗族组织,是以世代相承的血缘谱系界定宗族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维持宗族生存与发展秩序,以宗族和国家的力量保证其实施的规范的总称。其运作更多地体现了伦理的作用或对伦理的依靠,在这一框架下,长幼尊卑得以各司其职,默守本族道德规范和清规戒律,不敢逾越本分。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宋代基层社会中宗族组织对于基层社会秩序的调控作用。一是宗族组织通过设立族田、义庄、同庄,赡养族人;编撰族谱,设立宗祠,敬宗收族;达到对于宗族内部成员的有效控制。二是宗族组织对于宗族以外乡民所进行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基层社会内部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调整,是宗族组织自发的行为。三是探讨了宗族组织在宗族内部与宗族外的教俗化民。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的非兼容性

宗族组织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湘西的宗族组织还有小型化及封闭性等特点。近年来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然而由于其固有的一些特性,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这一农村民主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存在着不兼容性。如何诱导、调适,以便加快乡村民主化进程,这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地域文化、宗族组织与农民生育观念的表达——赣南布村生育观念的文化社会学考察

基于赣南布村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地域文化与宗族组织等因素对当地的生育观念影响明显。祖先崇拜的存在意味着子孙后代的繁衍与昌盛是后人对祖先最大的敬畏与敬仰,宗族性组织的存在与维持则让宗族之间的生育竞争一直存在。生育行为与地域文化、宗族组织等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前者为后两者提供了实践的载体和价值的依据,而后两者则为前者提供了行为的合法性和动力。

残存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建设的负面影响

我国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村民自治制度,而各民族残存的宗族组织必然对这一制度造成千差万别的正负面影响,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政权建设带来严重的危害。本文以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土家族社区为例,探讨村民自治组织与残存的宗族组织在并行延续形式下的种种社会现实。希望能对残存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制度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作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

我国历史上宗族组织的政权化倾向

在我国历史上 ,宗族组织不仅是个血缘单位 ,还是个准经济单位和准政治单位 ,其内部的结构与功能和当时的政权组织有很大的类似性。如宗族组织内部存在着与阶级关系相对应的身分等级秩序 ;与官僚机构相对应的宗族机构 ;与国法相对应的宗族法 ;与政权一脉相承的族权 ,呈现出明显的政权化倾向 。

近代风云际会中的宗族组织——镇江陶氏家族研究

在镇江地区 ,陶氏家族以经营江绸业而著称。在近代列强冲击、新旧并存的历史背景下 ,这个家族一方面坚守传统的家族观念 ,另一方面依托时代的浪潮 ,精心打造家族事业的内部环境。陶氏家族诸绸号在人才、资金、信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并把原料进购、生产加工和产品销售有机地加以协调和联结 ,在镇江区域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陶氏家族组织也在经营江绸业的过程中 ,不断发展和完善 ,最终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小户 ,一跃而成为镇江地区的名门望族。

当代宗族组织的重建及其变迁——以粤北佛县刘氏宗族为例

本文以粤北佛县刘氏宗族的田野经验为例,展现和分析当代宗族组织的重建与变迁。研究发现,当代宗族组织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村既有社会结构中的宗族成员和组织基础,而其扩张则与组织精英在城市地区的社会资源密切相关。在这个重建与扩张的进程中,当代宗族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行动逻辑都发生了明显改变:其组织结构出现了以组织精英为中心部分和以一般成员为外围部分的分野,其行动逻辑也相应地出现了市场性逐利冲动与传统性精神追求的分化,其间的结构张力也由此形成。之所以出现上述变迁,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现代化浪潮对于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进而使得极具传统特征的宗族组织和其间的个人也深受影响。现代性与传统性在上述组织与个体中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也实现了深刻的交融。

苏区宗族组织与苏维埃革命:基于阶级斗争的视角

有关土地革命与苏区宗族组织之间关系,学者们不仅注意到宗族阻碍革命的消极作用,而且也注意到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面对苏区存在革命对宗族组织的让步、妥协等现象时,有学者试图从非阶级或非阶级斗争角度来理解。然而,离开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研究革命对宗族组织的改造,有可能犯本末倒置的错误。可以从阶级斗争视角来探讨革命与宗族的关系,并从目标与过程的辩证关系角度来进行分析:从目标指向上看,革命对宗族组织的改造是明确的,即宗族是封建组织,打击它是绝对的;从具体的过程上看,面对强大敌人时,为了获得更多群众理解和支持,对宗族组织的改造或作出一定妥协,或利用宗族为其服务。

抑制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负面影响的对策探讨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是我国当代农村并行的两种社区组织形式,而且,残存的宗族组织对这一制度造成千差万别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对青龙村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现状调查,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和村民口述的各宗族社会历史资料对比分析,认为它仍表现出一系列在现代社会才可能具有的特点,即可持续性、隐含性和变形性。然后立足于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的特点和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强弱利弊分析,提出解决抑制宗族势力的对策思路。

民族地区残存宗族组织的现状剖析——以湖南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土家族社区为例

以永顺县羊峰乡青龙村土家族社区为例,通过搜集青龙村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和村民口述的各宗族社会历史资料,经过古今资料对比分析发现青龙村的各宗族都有谱书或续修了谱书、组织了大规模祭祖、维修或准备维修祠堂、重组宗族组织,有的还选举了族长等,这些都表明青龙村的宗族已经复兴。在其他地域或民族中,这些现状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就这个意义上说,青龙村当代复兴的宗族不是孤立的点,它是全国宗族复兴的一个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