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再造:乡村治理转型中的宗族重构与治理效应——基于赣南农村社区理事会的分析

随着乡村治理转型,宗族力量的发掘和组织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方式,并构成了乡村治理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向。赣南农村的社区理事会案例表明,转型期的宗族重塑机制以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区理事会是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重要载体,通过明确理事会定位、重塑长老权威和强化党建引领等机制,基层政府以社区理事会的组织形式重构了宗族力量的表达方式和实践形态,将宗族认同转化为集体认同和国家认同。社区理事会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治理机制主要包括:通过社会精英的多元治理机制、面向日常生活的柔性治理机制和基于国家资源的能动治理机制。社区理事会重塑了乡村社会的宗族形态,将宗族力量以组织化的方式纳入乡村治理结构,从而形成了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

宗族重构和身份认同——以顺德何厚本堂为例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广泛存在的宗族组织,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变迁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形式。何厚本堂在宗族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他何氏宗祠的历史元素,附入相关的宗族组织,宗族追踪源流和分支等发生一系列的文化行为。何厚本堂重构溯源和振兴宗族分支的行为、方式折射出华南地区族人重视自身宗族身份的认同。

宗族记忆重构下的祖先认同与关系实践——以河南N村Z氏为例

围绕宗族记忆对宗族关系认同作用的讨论主要表现为对其促进作用的肯定。通过考察河南Z姓宗族近期举行的一次旨在整合全族关系的祖茔立碑活动,揭示了该活动以祖先为中心的谱系记忆重构之于宗族关系的整合作用是十分表面化、短暂性的,其实际效应与其说是拉近了当下日益疏远的族人关系,还不如说在既有的现实背景下会让族人对彼此关系的距离有了更清晰的感知和认识,而无论是宗族记忆重构在关系整合实践中所显现的血缘距离局限与非血缘因素制约,还是在长远意义上反映出的寻求关系整合的动力不足、文化自觉的欠缺,都高度印证了当代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差序格局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