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佳县木头峪和平土改中的宗族关系与群众动员探析

木头峪是黄河西岸的一个渡口村庄,北距佳县县城二十公里,土改时期属于店区五乡。该乡地少人多、地主土地多在外乡,且黄河航运对维持当地农民生活具有重要作用。1946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五四指示”精神,采取有偿方式征购地主土地,承购给无地少地农民,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土改工作组关于木头峪村土改工作的多份报告,目前保存在佳县档案馆,是研究一个典型村庄土改工作组农民动员难得的资料。

论关族图书馆联系侨乡宗族关系的职能

文章从接收和管理捐赠、编印侨刊、提供宗亲交流的场所、举办各种宗族活动、传承宗族历史文化五个方面阐释关族图书馆联系侨乡宗族关系的职能,得出关族图书馆是联系侨乡宗族关系重要纽带的结论。

中华法系研究的新成果——关于《清代宗族法研究》

中华法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国家法与宗族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共同为治。宗族法作为国家法律的补充形式,通过调整宗族关系、维持宗族秩序,起到维护和加强国家统治的作用。朱勇同志的《清代宗族法研究》一书,以清代宗族法为对象。

试论宗族观念对农村基层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

宗族观念是宗族制的产物和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它随宗族制的产生而产生,并为这一制度的巩固发展提供了文化心理基础。宗族制作为中国奴隶社会中贵族内部确定其亲疏,等级和世袭权利的制度,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它不再直接表现为国家的政治制度,但其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却在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被吸收、保留,并不断发展、深化,与封建制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融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稳固和延续下来,并一直影响到今日的中国。尤其在我国广大农村,以血缘崇拜、祖先崇拜、传统崇拜为主要特色的宗族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这种影响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阻碍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宗族关系与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基于福建省三村的案例分析

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政府为主体的乡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呈现乏力状态下,文章试图从有别于政府与市场的第三方组织入手,探究宗族关系能否对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起到改善作用。文章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对比不同类型的乡村,梳理出宗族关系对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作用过程,发现宗族关系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对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起到了积极有效的影响作用。

论生产队——村镇宗族关系母题模式——中国家族文学母题模式研究之一

中国家族文学母题具有丰富蕴藉的叙事功能。20世纪40—80年代,新中国曾经全力推行过土地改革及其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制度。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等作家作品,真实再现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心理过程,成为合作社——宗族关系文学母题的一种原型模式。张炜的《古船》和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等小说本着审美批判的视角,透视生产队员的日常生活方式,揭示出生产队体制与传统宗法制家族的不变关系,暗喻传承数千年的宗法文化心理对人民公社的走向所形成的阻遏和巨大影响,显示出这种叙事母题丰厚的功能价值。

潮汕族谱中的义利观及其在宗族关系中的表现

明清时期潮汕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极大的发展,宗族兴起。在这个过程中,潮汕人在价值观念方面受传统儒家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义在利先、义利并举的义利观。潮汕人价值观念在宗族关系中表现为重视宗族关系,族众之间互助救济,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贡献自己的财物,这种宗族救济和共享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慈善文化的特色。

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

封建社会的官府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它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宗族是一种以血缘为组合形式的社会共同体,在封建社会宗族组织是地主阶级藉以控制农民的手段之一。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地主阶级控制农民的四大绳索。因此,官府与宗族的关系是研究封建社会之治乱所不能不涉及的问题。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较多的是二者关系中互为支持的一面,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二者关系的论文尚属少见。明清时代是封建社会的后期,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的复杂性已充分暴露。探研官府与宗族关系的二重性,以揭示其深刻的社会本质是本文的宗旨。

明清时代之宗族与宗教

明代,政府采用了在庶民间渗透强化宗族关系,强调以宗法为基础的伦理观念的政策。本文以徽州文书及其他地域文书中与宗教相关的材料为基础,探讨上述政策及其对人们的渗透而产生的影响,在明清时代是如何使人们对带有宗教性的事物———特别是对寺院或僧侣———的意识行为发生变化的。

唐代宗族制度考述

在中国古代社会,宗和族是有区别的。宗即家庭,族指宗族。《礼·大传》称:“同姓从宗者合族。”《白虎通义·宗族》称:“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依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族是指同一始祖繁衍下来的若干家庭的结合体。每一个家庭随着人口繁衍,规模扩大,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疏远,迟早会分居析产。

松鳞义庄重建与晚清吴县潘氏宗族复兴

道光朝以降,松鱗义庄对于吴县潘氏宗族的存续与发展至关重要。咸同战乱之后,潘氏着力重建被太平天国军队毁掉的松鱗义庄,调整义庄的管理机制与救济方式,以保存族产,赈济宗亲,教育子弟,协调宗族关系,培植社会声望。潘氏通过松鱗义庄的良性运转,依托科举制与兴办实业的相关政策,在实现经济资源扩增的同时,并将其转化为占据优势地位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从而促进整个宗族的复兴与苏州区域社会的秩序重建。

新出“宗人”諸器所反映的西周宗族關係

新見流散西周青銅器中,有一組與名爲'宗人'的貴族相關的銅器,包括宗人簋兩件、伯或父鼎(作器者實爲'宗人')一件、叔安父簋一件、孝簋一件、叔友簋兩件。這組銅器年代在西周中期後段,銘文内容涉及西周世族的内部結構以及大、小宗之間的關係,十分重要。銘文記録'伯或父(伯氏)'、'凡姬'和'叔安父'先後賞賜'宗人'和'孝(叔友)',或爲他們製作祭器。本文首先分析銅器銘文中記録的人物關係,指出'伯或父'爲該家族大宗宗子,'凡姬'爲其夫人,是出身'周公之胤'凡氏家族的女子。'叔安父'應爲'伯或父'之世子。'宗人'是'伯或父'的小宗侄輩,'孝(叔友)'則是'宗人'的親兄弟。由此可見,西周時期世族内部的大宗和小宗之間保持着嚴格的宗法關係,在政治、經濟和祭祀等諸方面,小宗都服從於大宗,並從大宗獲取資源支持。而且大宗宗子的夫人(宗婦)和世子(法定繼承人)都在族内享有一定的支配權。這些都深化了我們對西周家族形態和宗法制度的認識。

宗族视角下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特征演变——以泉港区肖厝村为例

泉港区肖厝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为一渔村半岛,三面临海,一面依山。村落生态资源良好且人文资源富集,近百年来积淀孕育出独具特色的聚落空间形态与建筑特色。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村落在“无规”与“无序”的发展与建设中,逐渐失去原有面貌。故而,本文通过历史文献、族谱、口述历史等方式的梳理,对肖厝村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类型进行重点解读,并结合宗族关系及家族发展探究其空间形态的演变规律。

宗族关系与客家围屋--以江西省于都县永清围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收集的族谱、碑刻、民间传说,从盘古山镇的人文区位出发对宗族关系与江西省于都县永清围进行考察,发现永清围是蒙、杨两姓经济利益关系冲突的外化表现。这种冲突表现并不单一,还包括与建围屋相适应的设圩、立祠宇和民间话语的构建。蒙姓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社区。但蒙姓却并没有隔离于所处地方区域社会,通过保留赖公信仰以与其他姓氏保持同一精神空间、参与有利于宗族关系协调的民间故事构建;而其他宗族亦未排斥,说明宗族之间并没有放弃缓和矛盾的努力,这是永清围规模有限的主要原因。对永清围与宗族关系的观察有利于深刻理解地方区域社会,对客家围屋走出“原真性”保护原则亦具有重要启示。

论农村发展中的宗族问题

宗族者,同宗同族之人也,亦即同祖之人也。《尔雅.释亲》解释说:“父之党为宗族”。由这一释义可以看出,宗族是由同一父系家族的成员(一般不包括出嫁的女性)组成的。

礼制文化对鄂西传统民居聚落的影响——以利川市、咸丰县为例

指出了传统聚落在历史中的意义,从宗族关系、聚落形态、聚落势态、文化符号等方面探讨了礼制文化对鄂西传统民居聚落的影响。

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理性因素

法律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每种法律文化的形成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同样也是如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非理性文化的观点是缺乏历史根据的,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只会造成对西方文化的盲从,从而导致在引进西方法律制度时的非理性行为。

《左传》引《诗》“永锡尔类”解诂

《诗经·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两句诗,《左传》引用过两次。第一次见于隐公元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对此注释:“言孝子为孝,无有竭尽之时,故能以此孝道长赐予汝之族类。”认为“类”指族类,本于《诗》之郑《笺》。按,《诗?既醉》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的本意是说:人世间的孝子不会穷尽,他们将不断向人们提供学习的榜样(关于“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之本旨,笔者另文论述)。我们认为,前人对“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的解释,既与《诗经》本义相左,更与《左传》引《诗》之用意远不相符。谓“类”为族类,则“族”指宗族。以人物的宗族关系来说,郑庄公为郑国国君,姬姓,而颍考叔只是颍谷之地的一个“封人”(守疆之吏),姓“颍”(或以为姓“颖”),二人并不是同一宗族之人。无论是史书所述,还是后人之考察,均未见有郑庄公与颍考叔为“同宗同族”之类的记载或论述。

略论“门阀政治”背景的几个层面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是当时三个层面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其一是汉末之后的社会动乱强化了宗族关系;其二是在战乱造成的人口稀少经济凋敝情况下,门阀政治能使朝廷上和地方上的行政运行对国家财政的耗费都相对较小以为适应;其三是缺少纸张不能印书的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