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伦理对现代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影响

法治不只是一种制度化模式或社会组织模式 ,更是一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趋势 ,更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觉的理性追求。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法律至上、限制权力、保障自由和关注效益、民主、秩序、平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伦理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影响深远。宗法伦理观念并未因其是历史上的东西而自然消逝 ,而是不断地获得延续和传承 ,几经沉淀已深深地溶入国人的血液之中。它的等级精神、人治色彩、群体为重、义务为本、和为贵、无讼的价值取向大大消解了现代法治的精神。

论中国传统诉讼中的宗法伦理原则

中国传统诉讼的运作过程充满着浓厚的道德色彩。宗法伦理原则贯彻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及司法活动的情形集中体现为相隐不为罪、依服制审判和宗族法的特殊作用。它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法律传统的性格与特征 。

漫谈西周宗法伦理下的社会格局及其法律影响

西周社会是典型的宗法社会 ,其宗法特性深入社会的各个方面 ,形成了与世界其他古代社会不同的社会格局 ,对后世产生了深广影响。尤其是在法律生活和法律观念上的消极作用 ,使个人、下级、底层不能切实维护自己权益 ,所以 ,法律维权、法律斗争的无效 ,也应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

宗法伦理:古代文学与道德契合的社会体制之基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宗法色彩,家国同构的诗性话语制约着文学书写的演变框架,安土重迁的故园意识影响到文学书写的文化取向,寻找家园、还乡等主题强化宗法伦理的影响作用,构建传统文学的经典性诉求。文学书写中的道德劝诫话语既是规训肉体的说教,又蕴含身体反叛、人性张扬的可能。基于宗法伦理的道德文化谱系,积聚成挥之不去的道德文化情结,促使传统文人以宗法伦理视角去体察社会人生,从而构筑富有东方特色的文学道德话语体系。

宗法伦理与女性悲剧──谈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爱情作品的影响

宗法伦理与女性悲剧──谈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爱情作品的影响罗嘉慧中外传统文学中描写两性爱情生活的作品，其形态如何，受到社会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儒家思想支配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年，制约着中国社会伦理观念和两性关系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不可...

中国传统宗法伦理下的法律意识

通过对中国宗法社会的考察 ,讨论了传统宗法伦理及其对法律制度、法律程序和法律意识的影响 ,认为宗法政治伦理使传统政治、法律关系及其观念陷入道德化和非道德化二难境地。宗法经济伦理严重冲击着司法程序的建立 ,宗法士人伦理制约着“理性—形式化”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的形成 ,而氏族和宗庙则对法律起着抗衡的消极影响。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的保障并呼唤着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 ,但市场经济也存在着制约和瓦解法律精神的因素。

道之以德 理之以序——试论宗法伦理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探索管理理论的道路上 ,人的因素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 ,这与我国传统管理有不谋而合之处。宗法伦理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以其重人伦、重道德为特点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管理理念。实际上 ,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人的管理 ,而人具有一定的民族性、阶级性和地域性 ,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样 ,中国企业管理所应做的 ,就是立足于中国特有的历史人文环境 ,在西方有用的管理科学体系中注入宗法伦理的有效成分 ,从而整合出一套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台湾新乡土小说对宗法伦理的悖离与反悖离

自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台湾乡土小说开始退潮.直到90年代,在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直接刺激下,袁哲生、童伟格、甘耀明、伊格言、高翊峰、杨富闵等新世代作家的推动下,乡土小说逐渐复苏,并于2000年前后蔚然成风.与赖和、钟理和、黄春明等前辈作家相比,如今的创作呈现出怪诞、魔幻、碎片化等新特征,因而被学界称为“新乡土小说”,并且备受争议.它们曾受到张大春①、南方朔②、白先勇③等人的赞许或期待,但也遭到“轻乡土”、“伪乡土”、“不知所云”等质疑.于是,如何在“众声喧哗”中听到台湾新乡土小说的真实声音,不仅关系到重新评价新乡土小说的课题,还关涉到整个台湾乡土小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人文精神的定位与走向.

宗法伦理思想与封建专制统治

中国历史上的宗法伦理思想是统治者巩固和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早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主为了对奴隶专政的需要,吸收和应用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的血缘组织,在西周时便形成了一套加强奴隶制统治的宗法制度.宗法,据《说文》释“宗”字说:“宗,尊,宗庙也;从宀,从示”.“宀”是屋宇,“示”是神主,本义是“宗庙”.由于近亲各家族都在一个宗庙里祭祀祖先,因此,这些家族合称为“宗族”.“宗法”就是家族共同遵守的各种法规,如家族的组织法和继承法等.宗法制所规定的等级和政治上的等级是一致的.奴隶主贵族把血缘关系的宗法组织发展为政治组织,作为加强奴隶主贵族对奴隶专政的手段.在宗法制下,宗族中分为大宗、小宗,周天子自称是上帝的长子,天下的大宗,最高的族长,政治上的君主.各诸侯国对天子来说,是小宗;但在其国内则为大宗.王位和诸侯国君位规定由嫡长子世袭.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等,也只能世袭,不得僭越.从血统上说,大宗小宗是兄弟,从政治上来说,又是君臣关系.奴隶制国家的天子以君长兼族长的双重资格来统治国家.

儒家宗法伦理人文与音乐

人永远沉溺在与自然、与其他人、与自己的三种基本冲突中.这三种冲突大致相当于人类的自然问题、社会问题与心理问题.而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这三大文化传统恰恰各执一端.西方侧重自然问题:中国侧重社会问题;印度侧重心理问题.(参见中村元《东方民族思维方式》）.无论在爱琴海畔还是两河流域;无论是蒙古人种还是马来人种,人类原始先民最初赖以依托的社会群体无疑是血缘亲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推移,神缘关系(同宗教内人们的群体关系)、地缘关系(同地域内人们的群体关系)与业缘关系(同行业内人们的群体关系)相继产生.与血缘群体关系并存,或超越后者而成为社会关系的主流.从全球范围来看,众多文明摇篮都经历了从缘系血亲的原始状态进入以神为绝对权威的宗教社会,包括中国的近邻——印度.印度人最重宗教,如果一名种性成员触犯了婆罗门信条,他会立刻被逐出种姓或降至低级种姓,他们对血缘的尊崇是以宗教的“灵威”为转移的.(《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的日本人.也与中国有差异.他们更看重作为封闭性的社会组织的“家”,不那么重视血缘.常常有人从社会地位较低的异性家族中领养异性养子.中国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文明之路,不仅一直把血缘关系的主流地位延续下来。

宗法伦理:中国神话的伦理诉求

中国神话在历史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宗法伦理的深层影响。这种深层影响,不仅体现在中国神话的伦理导向上,即依祭天故习处理人神关系时必然导致的尊祖敬宗;也体现在中国神话的伦理表述上,即依祭天故习而来的重德明德,以及中国神话的伦理秩序建构中,即依天地之位而来的正位与得位。当中国神话在家长制言说背景下,依此处理人神关系,描述“人神淆杂”的神话世界时,中国神话的伦理诉求,也就自然地导向了宗法伦理。

宗法伦理与契约伦理的差异及与老龄伦理的相关性

宗法伦理与契约伦理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人子与公民的身份差异、父权与法权的权利差异、宗法人伦关系与契约人伦关系的人伦结构差异、父慈子孝与平等友爱的代际伦理关系差异。这些差异对现代中西方老龄伦理的差异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宗法伦理与德法并治:反思与批判

本文通过对中国宗法社会和传统德治思想的考察,着重讨论了传统宗法伦理及其对法律制度、法律程序和法律意识的影响。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存在背景是私民社会,现时代德治思想的提出背景则是公民社会。只有在契约伦理的视域中才能正确理解以德治国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

西周“有孝有德”宗法伦理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周人创造的"有孝有德"的宗法伦理价值观念是一个开放的、进步的体系,它奠定了周人开放的国家形态、民族形态,构建了天人合一的统治模式和宗法等级秩序,对周人的宗法政治经济结构的巩固与黏合,以及对孔子开放的仁学体系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影响。

清代以来儒家宗法伦理思想对索伦鄂温克氏族组织的影响

讨论近代以来索伦鄂温克族的氏族组织,不能忽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即清代以来世袭佐领制的设立。本文通过对清代世袭佐领制以及八旗制度设立以来,索伦鄂温克氏族组织变迁的研究,分析儒家宗法伦理思想是如何影响被纳入八旗制度的索伦鄂温克人,不仅促进其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而且对索伦鄂温克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道德脆弱的根源何在──儒家宗法伦理与犹太宗教伦理比较

道德脆弱的根源何在──儒家宗法伦理与犹太宗教伦理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国黎道德滑坡问题是人们当前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但在研究其原因时，认识却各不相同，有的说是“文化大革命”，有的说是“市场经济”。我则认为，这类社会历史的变化，只是构成了对道德的历史冲击...

“同门昆季诤”与中国佛教的宗法伦理观念

"同门昆季诤"主要是指明末清初曹洞宗与临济宗就青原行思与南岳怀让、曹洞宗与临济宗以及大慧宗杲与虎丘绍隆、大慧系与虎丘系之间所谓同门兄弟的伦序问题展开的诤辩。诤辩双方不仅在编集灯录等史籍时就同门兄弟的排序问题相互批驳,还依据相关文献对同门兄弟之间的伦序展开多方考辨。在诤辩过程中,双方都以兄长弟幼、兄尊弟卑的伦理观念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充分反映出中国佛教的嫡传观念与传统社会宗法伦理观念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与印度佛教以戒法为尊、以智慧为尊的传统有所不同。虽然"同门昆季诤"只是明末清初系列僧诤的议题之一,却是学术界从传统社会文化语境认识中国佛教基本观念和传统的一个典型案例。

朱熹理学宗法伦理思想述论

朱熹十分重视宗法伦理,主张重建宗法社会,特地撰修了《家礼》等书,编辑了《增损吕氏乡约》,制定了一整套宗法伦理的繁礼缛节,大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家礼等民间家族制度的结构形态的主要内容,都由朱熹具体提出过。其目的是将分散的民众整合起来,并把所有人都纳入血缘家族之中,从而加深了人们的血缘宗法伦理观念。朱熹重建宗法社会的种种主张,不仅使理学宗法伦理观念随之庶民化,理学很好地实现了向基层社会的有效渗透;而且使朱熹'以理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因此世俗化,在当时条件下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