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构建等级秩序的宗法血缘基础

宗法血缘关系是维系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的重要纽带,也是先秦儒家构建宗法等级秩序的伦理根基。先秦儒家认为,宗法血缘关系是国家政治秩序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内在基础,而“亲亲”、“尊尊”又是宗法血缘关系的人伦准则和伦理要求。

周代的贵族宗法血缘与政治

西周统治者以分封制的形式将贵族宗法血缘与政治联系起来,完成了对国家结构的初步构建。但二者因为本质差异而产生矛盾,最终通过对等级制、分封制、礼制的破坏表现出来。因此,贵族宗法血缘与政治的矛盾是动摇周代政治统治根基的内因。在这一矛盾运动过程中,贵族宗法血缘因自身的局限性在矛盾斗争中逐渐居于次要位置,政治逐渐摆脱宗法血缘的影响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

从“共同体”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法性特征

与世界文明比较,血缘宗法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个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从"共同体"的视角看,氏族"共同体"及其残余由于没有充分解构而在阶级社会的继续存在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深刻历史根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普遍的商业文明期,缺少和氏族贵族相抗衡的平民和工商业阶层,没有形成氏族"共同体"内部尖锐的对立状态,使得氏族"共同体"没有能够完全解体,建设国家的任务被氏族贵族独立承担和达成。因此,中国国家不是按地区而是按照氏族"共同体"建立的,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根本原因。从"共同体"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现象将使我们对诸多社会问题获得一种全新的解释。

从真实到象征─—中国古代血缘认同与始祖神话的历史演变

血缘认同在民族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对共同世系的追溯，对同源共祖的认同，一直都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标志，而其典型表达方式就是关于始祖的神话传说。但是，古代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至少在两个方面根本不同于部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首先，在以血缘关系为唯一基础的氏族或部族意识中，血缘认同具有唯一的、决定性的意义；而在以地缘关系为主要基础的民族意识中，血缘认同较之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则居于次要地位。其次，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大多是对真实血缘关系的观念反映，而民族意识中的血缘认同则主要是象征性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共同世系不过是各民族共生共存的历史关系与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曹氏文书及其法律作用

曹氏文书是一个包含卖契、议约、承佃契约、分家关书等多种文书类型的文书群。其中的文书真实记录了望江曹氏家族族人土地交易过程,展现了土地交易过程中血缘宗法观念的强烈影响,彰显了曹氏族人对中人选取过程及其作用的重视,呈现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博弈。以曹氏文书为代表的土地交易相关文书具有促进族内纠纷解决,维护宗族和谐及证明土地产权归属,理顺土地交易秩序等重要作用。另外,该类文书在推进诉讼进程的同时,也会助长健讼之风。对曹氏文书及其法律作用的探究在丰富土地契约文书的考释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拓展了土地契约文书之法律作用的研究。

中国传统宗族论

研究中国传统宗族,必须从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影响出发,对传统宗族进行客观的历史分期,尔后才能明确其范畴及其特征。中国传统宗族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宗族萌生到春秋时期;后期自战国秦汉直至现代。在这一大前提下,后期宗族又可划分为各具特色的三个阶段:自战国到唐前期的中古宗族,自唐后期到明清时期的近古宗族,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现代宗族。前期宗族是具有共同的生产、共同的财产、共同的组织与首领、共同的武装、共同的教育与信仰、共同的祖先等等的宗法血缘共同体;后期宗族则是具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组织与首领以及在生产、财产、教育等方面有一定共通关系的宗法血缘共同体。宗族与宗法血缘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标志性内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孝道与唐代人的衣食住行

孝道伦理广泛渗透到唐代人的社会生活之中,在衣食住行的方式上均有所体现。通过梳理及文献,发现子女需要尽心竭力地为父母长辈提供充足食物,并结合父母长辈的身体状况,合理搭配饮食;子女要将最好的衣服留给父母长辈,同时子女着装有礼仪要求;子女要尽可能地与父母长辈累世同居,并在居长期间有特殊要求;父母在时,子女尽量不远行,出行时要尊敬长辈,并为老者提供方便。可见,唐人的衣食住行方式总体遵循了尊长优先、便于行孝的原则。

周代职官制度与秦汉官僚制度的形成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发展历程是渐进式的。周代宗法血缘政治统治向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演变是由自上而下的“变法”方式完成的。因此，周制与秦汉制度尽管在社会经济基础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有诸多联系。秦汉国家形态重要侧面之一的官僚制度，无论在职官名称，还是官职职掌上都可以溯源至周代。周代国家若干重要的职官制度，也对秦汉产生过深远影响。探讨秦汉官僚制度与周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完整把握和研究秦汉国家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婚姻观中的智慧

中国传统婚姻观中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特点。中国传统婚姻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表现在结婚禁忌,包括同姓不婚、宗亲不婚、诸表不婚等。第二,表现在成婚年龄上,婚姻双方要到达一定的年龄,并要遵守婚姻中的“六礼”。第三,表现在婚姻关系的解除上,包括“七出”与“三不出”。第四,表现在男女关系上,一般是男主外女主内,具有持久性的特点。第五,表现在对女性的规范上,主要是指三从四德与贞节观念方面。以上具体表现体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婚姻观的理论基础,最重要的两点便是天地合德与区分男女。同时,此种表现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婚姻观中的社会政治基础,最重要的两点便是宗法血缘制及婚姻关系的确立。此外,中国传统婚姻观对我们现代人理性地理解婚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民间法治意识何以难产

大体而言，信奉性善论的群体比较容易接受人治观念，而信奉性恶论的群体则比较容易拥抱法治意识。但现在这一结论遇到的一个挑战是：大量的中国民谚都反映了中国民众并不深信人性本善，可他们却没有由此拥抱法治，而依旧崇尚人治、德治。这是为什么？

基于主体性视角的农家书屋“空壳化”现象深度分析

以主体性视角探讨农家书屋"空壳化"现象具有独特的价值。当前农民主体性缺失有4大原因:土地改革的非市场化取向及地权不完整弱化了农民主体性、先天定命机制导致农民主体性积极性不高、传统人情交往影响农民主体性交际以及宗法血缘观念殃及民主意识健康发育。农民主体性的确立将艰巨而漫长。

论思乡情结产生的早期文化因素

古老的中国,农业生产从物质的层面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人们对于土地的崇拜和依赖由来已久。在政权建立过程中,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社"和"稷"成为国家的代名词;在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中,人们安土重迁的情怀被进一步强化;即使从最原初的血缘关系的层面,亲人、家庭和宗族也是人们不可或缺的依恋和牵绊。农业生活的人生在国家、宗族、家庭的层层强化下得以形成,人们对土地、家乡和亲人的依恋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论中国优秀道德传统的根源

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的悠悠岁月中,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古代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了处于世界前列的包括传统道德在内的古代精神文明。中国优秀道德传统源远流长,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中。传统道德作为一种文化,同其他文化现象一...

丧葬禁忌的民俗功能

血缘纽带的强固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重要特性之一。在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直至今日,丧葬禁忌的聚合功能、教育功能、规范功能在强化和稳固血缘宗法的伦常关系,以及对俗民的习俗化养成方面仍起着重要的作用。

孟子仁义观浅论

孟子的仁义观是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但是由于时代的因素,其中又有着较孔子"仁"更为丰富的内涵。

由“帝”及“天”的逻辑发展及其在哲学史上的意义

殷商时的至上神称为"帝",西周及以后称之为"天",在至上神"天"的形成过程中,"帝"的出现是人们上帝观念由氏族神到"天"的神性观念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质的神性观念。在"天"的至上神观念形成过程中,神灵观念先由氏族神到"帝",然后扬弃了帝的神性观念,至此神性观念的确立也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信仰对象的基础不是由氏族神,而是由自然神信仰而来的"天"的至上神观念。这种转向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有着和西方哲学本体论思想不同的特点,这种区别从各自神神性观念的基础来理解,我们才能得出更令人满意的结论。

宗祠文化对传统村落更新修复过程的影响——基于浏阳升平村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影响村落布局形态的因素进行分析,阐述村落在宗法血缘关系的影响下,从传统到现代过程中"生长—衰落—自我修复"的发展规律以及"适度干预修复"以保证宗族凝聚的必然性,并结合浏阳升平村宗祠形态布局特点,从空间形态、文化特质、遗产保护等层面,探索宗祠文化在当代村落更新修复中的重要价值,以期建立文化自觉与自信、维护社会生态多样性。

浅论先秦时期世官制向职官制演进的历史特征

通过检索先秦史料,探讨这一历史时期世官制向职官制演进的历史特征。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论中国文学中的日暮思归情怀

"日暮思归"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普遍主题,"日暮"则"思归"仿佛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从《诗经》中的"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到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日暮思归"思想持续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生活方式。

玉林高山村明清古民居文化初探

古村落民居的文化是建立在民居物质建筑基础上的精神属性总和的反映。玉林高山村明清古民居群将特定的自然审美取向、血缘亲情宗法、道德伦理教化、地方民俗特色等文化理念融入到民居的具体形态之中,赋予了自身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构造了一个尚文、向亲、向善的诗化栖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