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王出镇:安史乱后杜甫平叛思想的文化意义——以《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为中心

安史乱后,剑南道内外交困,杜甫于广德元年十二月底撰《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在表中,杜甫为剑南道治政提出“宗王出镇”“合并两川”的主张。前者与房琯、刘秩的政治主张一脉相承,因格于玄、肃二宗中枢政局的权力争夺和代宗对地方势力、宗王势力的防范,而被弃用。后者则与广德二年正月代宗的诏令内容基本吻合,表现出杜甫对时局的深刻体察与谋断。与杜甫颇具故谊的高适、李白也曾于安史乱后各撰表疏,针对时局,提出救治主张,然皆各因其弊而失败。相较之下,颇可见出杜甫策议之切中时弊,并可突破《旧唐书》本传语辞的藩篱,见出更为丰富、多元、立体的杜甫形象。

“維城作固”與“防閑禁錮”:宗王出鎮與唐代政局

唐前期的宗王出鎮受到政治局勢的深刻影響。貞觀初年,唐廷對地方的掌控並不穩固。原隋末葦雄割據的地區,叛亂仍時有發生。唐太宗令宗王出鎮地方,加强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這與其他措施一起,確立李唐皇室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地位。貞觀後期,宗王在最高權力交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玄宗時期宗王出鎮政策的變化,是神龍至開元初年政治秩序重建的結果。唐玄宗君臣推崇“公”的政治理念,宗王被排斥在權力結構之外。這一變化也意味着中古皇權統治模式的變革。

蒙元时期出镇云南宗王的共镇现象研究

近年来,学界多关注于元代云南“宗王之治”统治模式及出镇宗王的个人事迹,缺乏对宗王出镇更为细致的考察。文章在查阅史料、碑刻、专著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蒙元时期出镇云南蒙古宗王的共镇现象之具体情况进行详细考证,对进一步研究蒙元时期的云南政治乃至宗王出镇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元代镇戍江淮的蒙古诸王

元代镇戍江淮之地的蒙古诸王,主要指忽必烈庶子镇南王脱欢及其子孙威顺王宽彻普化宣让王帖木儿不花等。他们在元代宗王出镇中虽不及漠北总兵宗王统兵多权势大,但作为江淮军事镇戍的重心和几个主要汉地封王,仍不失为我们透视元朝时期宗室分封和蒙古贵族统治汉地方式的特例。一。

魏晋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考述

自汉武帝限制封国势力以来 ,最早对西周封建表示肯定的是东汉末年的司马朗。不久 ,董昭又提出“修古建封五等” ,但其真正目的在于突破汉代异姓只能封侯的限制 ,为曹氏代汉铺平道路。直到曹魏后期 ,随着门阀势力的膨胀 ,才有人主张从藩屏王室的意义上实行封建。受这些议论的影响 ,司马氏在禅魏前后进行了三次分封。但这些分封最终并没有起到藩屏的作用 ,主要原因是分封制与现行的郡县制和都督制有着深刻的矛盾 ,难以彻底实行。真正加强宗室力量的措施 ,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的 。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西晋时期地方军府与州府的关系及演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关系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个巨大的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本文即探讨了西晋时期军府与州府的关系,揭示了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军事化的特征。

魏晋军权分配与管理成效刍议

军队和军权是政权的基石。如何合理地管理军队和分配军权 ,是一个政权能否稳定的关键。魏晋两朝的军事领导体制大致相同 ,但两个政权的成败走向却迥然有别 ,这与两朝在相同的军事领导体制下对军队和军权采取不同的管理分配方式有关。魏政权行都督之制授权地方 ,建军司作有力监督 ,置中军居中威慑 ,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和朝政的稳定。西晋政权以都督授宗王 ,以封地就督区 ,罢州兵 ,弱中军 。

元代云南蒙古诸王问题考察

本文认为,元代云南诸王制是蒙古统治者将宗室分封与军事镇戍相融合而用于边疆控驭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性质是一种封藩不治藩,重在军事镇戍,且与官僚制相补充的蒙元分封特殊形态。就诸王在当地的权力和地位而言,大致经历了宗王临镇,都元帅专权;宗王与行省分权而治;梁王专制,行省秉命等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八王之乱”爆发原因新探

历来,对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论述颇多,有人认为西晋门阀制度是根本原因;有人说是晋武帝分封宗王所致,亦有人认为是派遣宗王出专方面重镇导致;也有人说是武帝选嗣和选辅政大臣不得其人。凡此种种,各从某一角度分析“八王之乱”的爆发原因。然而笔者认为,如果从各方面作综合分析,大约比较容易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因此,笔者以综合论的观点,提出些粗浅看法,供研究者参考。

隋朝兴衰与山西之关系

隋朝短祚而亡,本文拟从隋朝与山西的关系这一全新角度探析隋之兴亡。建立隋朝的杨坚,与山西渊源极深,杨氏的祖先就出自山西。在隋朝建立过程中,杨坚深谙天下安危系于并州,在篡周过程中争取到并州总管李穆归附,对消除敌对势力起了关键作用。隋开国初年,隋文帝推行宗王出镇制度,命亲信皇子出任并州总管,控制这一"天下精兵处"。隋炀帝在位期间曾三次巡游山西,这与其控制山西的方略改变有莫大关系,第三次巡幸遭遇"雁门之变",隋炀帝不得不委派干将镇御山西,其人正是日后推翻隋统治的李渊父子。山西与隋朝兴衰实有深厚渊源。

边境安全视阈下的元朝对安南交涉研究

相较于安南对元朝的威胁,湖广地区边境的不稳才是元朝不得不着力解决的问题,忽必烈时期元朝仍将对安南交往的中心置于湖广行省,同时辅以全局性的宗王出镇,这便是元朝对安南战争背后立足于国内的国家安全考量。忽必烈晚期以来元朝在处理黄圣许叛乱以及元仁宗皇庆年间安南犯边事件过程中,安南对元朝边境稳定乃至国家安全方面颇有威胁,这使得元朝在与安南的交往中,一直保持较强的警惕性。可以说,元朝对安南的战争问题应当同其处理南方边境少数族群稳定密切相关,忽略元朝的边境安全问题谈元朝同安南关系是不准确的。

明初分封制度渊源新探

朱元璋大行分封,与其持"小农政治意识",受到蒙元家产制传统的影响有关。明初分封制度继承元代宗王出镇制度,二者皆以地方军事权为核心。但明朝在元、明之际民族冲突的社会背景、"华夷之辨"的社会思潮之下,回避制度建设与元朝的关系,从而将分封制度的渊源追溯至西周,并附会汉制,以加强其正统性与合法性。这显示出明初进行制度建设时,具有文化理想主义色彩。但明初分封制度仅具汉制形式,其实质大为不同,这显示出朱元璋顺应了时势的变化,又体现了政治现实主义色彩。朱元璋附会汉制,还与他以刘邦出身相似、地域相近,加以推崇与模仿有关。明初分封制度的渊源问题体现了英雄人物个人可以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还是历史大势。

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

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景有泉李春祥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时发生的“八王之乱”，是一个颇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于这次变乱爆发的原因，史学界展开了持续讨论。不仅通史或断代史教材、专著中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而且不少学者发表专论文章，陈述己见，相互辩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