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宗藩体制下清政府对琉球态度的转变——以“脱清人”的活动为中心

在近代风云变化的东亚地区,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清朝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的步伐加快,使琉球深陷危机之中。以向德宏、蔡大鼎为代表的“脱清人”在福州、天津和北京等地开展活动以求清政府的援助。清朝作为琉球的宗主国,却对琉球显示出摇摆不定的态度。在“脱清人”的不断努力下,以“分岛改约”事件为节点,清政府对待琉球的态度出现了由轻视到重视的巨大转变,并以强硬的态度与日本谈判。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华夷秩序完全崩溃,这种以“宗藩体制”为主体的中琉关系最终瓦解。

“藩屏之外”:明代宗藩作家群、文学成就及其学术意义

明代宗藩作家与明代历史相始终,规模庞大,足以成群。明代宗藩作家修学好古,勤而不辍,诗文著述多有可观,文集荟萃,绵延不断,深受明清诗文选家认可,争相编选。明代宗藩文学因宗藩作家特殊的身份、地位,可以管窥“藩屏之外”宗藩作家文学生活之迹,反映宗藩作家精神风貌,了解其生存境遇及政治走向,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但其目下研究状况与明代宗藩作家群体、文学成就及其学术意义严重失衡,理应引起学界关注,以期有所改善。

宗藩体制下中朝近代通商贸易转型探析

宗藩体制是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以政治、经济实力为依托的东亚区域国际秩序。中朝宗藩关系堪称最典范。但在近代条约体系冲击下,清政府失去优势地位,力求通过立约巩固宗藩体制,希望保全最后的属国朝鲜,再造“天朝”荣耀;而朝鲜在开港后时常游走在“事大”与自主之间,试图改变中朝贸易旧制,试探清政府态度,求得平等地位。《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传统中朝贸易注入与时俱进的近代化因素,也为晚清中朝宗藩关系构筑一道分水岭,两国在“西势东渐”的浪潮中越走越远。

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

宗藩问题根源于宗室分封制度,明中期以后,由于宗藩特权无法破除,加上政治藩篱的设置,朝廷对宗室给养的全面包办,迅速引发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嘉靖以后,在朝臣的吁请下,明廷虽不乏改革之举,但其着眼点并不涉及宗藩根本弊窦,仅限于解决当时财政难关,因而很多问题也伴随明王朝走向崩溃。

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清代中缅两国的宗藩关系,是在长期的隔膜之后,经过战争与冲突方才建立,最终又在一个共同的敌人,即英国殖民者的压迫下而中断。双方在存续近百年的宗藩关系中,不仅有着诸多友好往来的记录,而且亦有互相影响,以及各自为民族振兴、自立图存所做的探索。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封建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能够“以藩屏周”,抵挡住西力大潮的冲击;亦不能够“以大字小”,保护住周边属国不被殖民主义列强所吞并。

中国传统宗藩制度基本特征述论

狭义的传统宗藩制度主要是围绕皇帝处理皇权与宗室、功臣等地方实力集团关系而设立的重要行政机构。其基本特征主要有四：制度设置上迷恋家族与偏爱国家并举，制度内涵表现为内在传承与外在发展互动，制度工具体现为一定理想与浓厚致用结合，制度运作归于目标合理与具体合理统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演化规律,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

明代河南宗藩浅述

分封藩王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采取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河南是分封藩王较多的地区之一,自洪武十四年始,先后有周王、唐王、伊王等陆续到此就藩。明代其他皇帝的子孙许多也都被分封于河南。至明中后期,河南各地藩府林立。这些宗藩违制越轨,广占土地,擅杀人命,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另一方面,在河南宗藩中也产生了朱载(?)等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学者,为我国的科技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宗藩政治的瓦解及其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

宗藩政治是一种带制度化了的政治。就性质来说，它是封建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 它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学说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运用，是三纲中封建君 臣关系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它是从“中国居中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大一统关系演 化而来的，是一种封建的政治联盟。它是一种自然的“礼节仪式的关系”，“儒家化了的国家关系 体现”，通常是通过朝贡制度来体现的。它在文化方面所体现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华文明的向 慕钦佩，因此它又是一种以中华文明为纽带的东方国际社会秩序，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前期各国 的附庸国和被保护国之间的关系。 绵延很久的宗藩政治在鸦片战后遭到了瓦解。１８９４年甲午战败，中国丧失对朝鲜的宗主权， 是宗想政治彻底瓦解的标志。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崛起，抛出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政治，但 是这种以馒略奴役亚洲各国为目的的殖民强权政治同以儒家伦理学说建立起来的宗藩政治不可同 日而语。

朝鲜开港前中朝宗藩体制的变化——以《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宗藩体制的崩溃是西势东渐和周边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是也可以从宗藩体制自身的演变中寻找其轨迹。清韩宗藩关系虽然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受"尊周大义论"、"北伐论"的影响,朝鲜对清朝的态度始终在现实需要与理念追求中纠葛。从制度层面来说,朝贡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甚至连下马宴、上马宴这样的礼仪活动已经变得很不严肃。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交往日益扩大,为近代中朝关系的新变化开辟了有限的途径和可能。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清代中期以前中朝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研究

清代中前期,清朝和朝鲜宗藩关系下的司法运作之演变暗含着两层内容:其一,该司法运作政策的演变暗示着清朝在藩部属国政策上的某些变革,即对藩部实行着统一政策,而对于属国仍实行传统的宗藩政策;其二,该政策的演变同时也体现出清朝对属国的司法运作既不同于近代国际关系上两个平行主体之间的运作,也不同于近代殖民政策下属国的司法运作的特点,它是古代东亚世界里一项特殊的司法体制,既体现出宗藩体制下清方对属国的不平等性,又体现出封建时代天下观下清廷对自身司法权利认识上的缺位。本文通过对清代中前期中朝宗藩关系下司法运作演变的探讨,对这一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研究,从中揭示出这一体制所反映出的法律内涵。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与“和”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在"华夏中心说"的思想基础上追求"和"的矛盾体,它经历了由人与人的交往规范到国家内部制度,再到国与国的交往规则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母体就是古代"宗藩外交"中所体现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既摈弃了"华夏中心"的理念,又继承了和发展"和"的外交思想,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软实力,并结出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形成与确立

天聪元年 ,后金与朝鲜结成兄弟之盟后 ,两国关系并不和谐 ,争端不断。皇太极改元称帝 ,而朝鲜竟采取不承认态度。致使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再次征朝鲜 ,朝鲜战败求和 ,与清朝结成“君臣之盟”。至此 ,清朝与朝鲜由先前的兄弟关系变为君臣关系 ,标志着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从郑和下西洋看明王朝的宗藩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宗藩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明王朝对周边国家的外交行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遣使四达,睦邻求宁;恩赐有加,朝贡频来;宗藩有序,扬华夏文明;华必统夷,天威不可侵犯;以德来远,审慎用兵。这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有集中体现。郑和代表明王朝所推行的“睦邻政策”,是今天中国政府所推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政策的重要文化源泉和理论基础之一,它对思考我国未来的周边安全战略不乏历史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宗藩体制述论

中国传统宗藩体制是在中国古代宗法观念、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着各具特点的演变,直至近代解体。这一体制客观上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在较长历史时期中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至明清时期又阻碍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因此,如何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该体制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历史的重新认识。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入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康乾年间中琉宗藩贸易研究

宗藩体制是传统社会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但它却包含着经济、文化方面的内容,其中朝贡贸易就是其中的代表。本文从经济角度出发,对康乾盛世下中琉宗藩贸易进行考察,通过对宗藩关系产生的经济学分析、康乾盛世下中琉宗藩贸易的动机分析、中琉贸易的内容分析等方面来考察这一贸易体制在维系清代时期中琉宗藩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考察这一宗藩贸易体制在运作中所存在的缺陷。

宗藩入继与西汉政治的发展

宗藩入继作为皇位继承制度的一个方面,是对嫡长子继承制度的一项重要补充。在两汉历史上多次出现宗藩入继的现象。本文重点考察了西汉文、宣、哀三个皇帝宗藩入继之后对西汉政治产生的影响。通过西汉一代的考察,可以发现宗藩入继对王朝的政治运作具有体制上的必要意义,其对前汉刘氏皇统的延续、政治格局及大政方略的承继与修正,构成西汉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这种体制性安排只适应汉初宗藩强大的政治状态,与随后汉室限制宗室活动的政策存在内在的冲突,其对西汉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很大的历史特殊性。本文试图提供另一种观察汉代政治体制的视角,并适时评估了宗藩入继对两汉政治演进的多方面意义。

道、咸、同时期中国传统宗藩体制瓦解之考析

道、咸、同时期是各殖民势力对中国属国进行染指的重要时期。随着暹罗、苏禄、缅甸、琉球等属国日渐被各殖民势力所染指,清朝旧有的属国体系渐渐丧失。几乎与此同时,清朝本土也开始遭受着各殖民势力的侵犯。这一危机不仅导致了"天朝"独尊的法理基础在西方、日本面前基本丧失,而且也导致了中国传统宗藩体制开始瓦解。此后,晚清时期清廷借近代条约体制对中越、中朝等宗藩关系的强化,则只能说是在有限的属国范围内对这一传统体制的一种补救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