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清乾隆朝官修史书考论

清代的乾隆朝,是中国古代官方修书的鼎盛时期,尤以史部书籍为最。统治者出于总结历史经验、倡导伦理纲常、颂扬赫赫武功、厘定本朝历史、疏理学术源流等多方面的考虑,同时出于制定条例法则,规范用人行政的现实需要,先后编纂了130余种史书。这些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官修史书,不仅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以反映出清朝统治者的某些思想主张和文化政策特点及其缺失,值得深入探究。

宋太宗与北宋初几部官修史书的形成

北宋初年,围绕宋太宗即位称帝,皇室内部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千古之谜,与宋太祖初年修史制度不健全和宋太宗、宋真宗时期几次组织修纂《太祖实录》等官方史料书有直接关系。为了显示即位的合法性,掩盖杀兄篡位,逼死侄、弟的罪恶,宋太宗不止一次地下手篡改史实,而史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主动要求在官修史料书的过程中建立“纪草”、“进御”制度,进一步为宋太宗篡改历史创造条件。经宋太宗修改过的实录又被后人修入《两朝国史》、《三朝国史》等官修史料书,这些相互矛盾的史料被其后修撰的官修史书和私家撰述大量引用,以讹传讹,终成历史谜案。

论汉代的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

汉代私人撰史之风兴盛,虽然官修史书不如私撰史书的声名显赫、流传广泛,但史官制度和官修史书一直都在延续,并不断发展创新。汉代弱化了专职史官的设置,由皇帝直接挑选有才学的官员参与撰史,并固定了修史机构。汉代的官修史书也比较丰富,特别是《东观汉记》一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开创了官修国史的制度,丰富了纪传史体的内容,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代官修史书编纂中的“奖励”问题初探

唐代是官修史书制度初步确立的时代,官修史书主要包括官修前代"六史"及本朝国史两类。官修史书机构并无固定的属员配置,修史者多是临时措置而来的"兼职"官员。修史兼职人员多,工作耗时长、难度大是补偿性奖励官修史书编纂人员的重要原因。官修史书具体的奖励形式包括赐物、玺书褒美、封赐爵位、加散官、追赠、职秩变迁六大类。这些奖励具有前后期时代差异,既重原则又不失灵活性等特点。

中国古代官修书研究的一部力作——读霍艳芳博士《中国图书官修史》

霍艳芳博士的《中国图书官修史》作为一部系统全面地研究官修书的专门著作,其优长有四,即内容完备、征引宏富、结论可靠、屡有新见,填补了学术史的空白。虽然其中存在些许疏漏之处,仍不失为研究中国古代官修史乃至整个中国图书编修史的重要参考书。

政务机制视域下的官修史形态——《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读后

学人习惯对中国古代史籍进行官修与私修的划分,对于某些优秀的私修史籍,又习惯性地从修撰者个人的为学旨趣、治学勤勉等角度进行正面评价。如谈迁撰《国榷》,遍访海内,据实而书,六易其稿;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闭户著述,纵论天下大势……诸如此类,常为学人津津乐道。相较于私修史籍较为鲜活的个人印迹与风格,对于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修史籍,除少数几部外,撰者的个性风格并不明显,世人往往以官样文章视之。

论汉代的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

汉代私人撰史之风兴盛,虽然官修史书不如私撰史书的声名显赫、流传广泛,但史官制度和官修史书一直都在延续,并不断发展创新。汉代弱化了专职史官的设置,由皇帝直接挑选有才学的官员参与撰史,并固定了修史机构。汉代的官修史书也比较丰富,特别是《东观汉记》一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它开创了官修国史的制度、丰富了纪传史体的内容、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图书官修史》评析

《中国图书官修史》一书论述了先秦至清代官修书产生的历史背景、编纂的组织机构、官修书成就等,并对该书的特点及学术价值进行客观评析。

简论我国的官修史传统

简论我国的官修史传统李必忠我国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就很重视历史事实的记载。商朝的甲骨文和两周的金文，虽然以记载当时的祭祀和战争为主，《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但从殷商的卜辞和周朝的钟鼎彝器的铭文看，在“祀”与“戎”以外的许多重要国家大事，...

基于清代官修史学发展脉络的思考

官修史在唐代得到制度化确立之后,经过不断发展逐步稳定下来。到了清入关前,努尔哈赤将书房作为修史机构。由于书房弊端较多,皇太极将书房改为文馆,使得修史机构更加完善。至清初,官修史学的稳定仍以史馆格局的确立为准。清代官修史学主要涉及实录、方略、会典、清"三通"、《明史》和续"三通"。这些官修史料对于稳定清代政治体制,以及推动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清后期官修史学不善于吸取西学之道,最终不得不让位于私修史学。

试论唐代官修史书的利与弊

官修史书是我国古代史学和社会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关键环节,在唐朝以前私家修史比较多,大规模的官修史书开始于唐朝,大量的唐代官方编修的史书也为后代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一方面,唐朝官修史书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政府设立史馆,选拔优秀的史官并且给他们丰厚的俸禄,使得唐朝的官方修史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官修史书也是弊端丛生,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论述到官修史书使得史书的编纂程式化,导致了正史的编写千篇一律,效率低下,史实失真,同时也限制私家史学的发展。

试论春秋笔法对官修史书政治意义的强化

春秋笔法是我国传统官修史书中一个重要的叙事形式。它的出现与王官之学不无关系,它脱胎于春秋史官的"直笔",成形于孔子《春秋》的"一字褒贬"。"直笔"意在维护周礼,"一字褒贬"意在复礼。由此可见,春秋笔法与中国古代的官修学术有很深的渊源。在历史长河中,春秋笔法不断发展与演变。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之国策,此后春秋笔法与政治的结合日趋紧密。春秋笔法的运用,其目的是对封建礼教的维护,它赋予官修史书以更多的政治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

东亚视域下的官修史系统与日本的王朝记注体系

中国的官方修史体系发展源远流长,对周边国家影响巨大。在中国的原发史学影响下,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也开始效仿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官方修史体系。8—10世纪,日本编纂了一系列官方史书,但因律令体制的衰落,而使日本的官方修史行动逐渐陷入停滞。然而,日本在模仿中国的官修史制度中形成的记注系统并未完全消失。平安时代中后期,贵族社会发生一系列变动,日本的官方记注体系也逐渐异化,形成了独特的王朝记注体系——王朝日记。王朝日记是日本贵族社会阶层固化的副产品,其形成理念和背景与中国的原发体系有着一定差异。但是在客观上,王朝日记填补了国家层面的记注体系缺失,如东亚社会的起居注和实录一般,成为了后世修史和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对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现象的研究

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史馆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留下的重要史学业绩,它所涉史籍之深之广,在当今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官修制度也为后代留下了诸多遗憾。

私人文献所涉之近代官修史书研究评析

近代私人文献蕴涵着丰富的宝藏。目前对官修史书编纂特点的研究还没有跳出官方档案的窠臼,所得出的近代官修史书编纂已经衰落,官修史书编纂体制和程式已经僵化,官修史书编纂的成就不足等观点,并不能涵括近代官修史书的实况。官方档案只是揭示了官修史书编纂实态的部分情形,如果我们能将眼光投向私人文献,史料的尽量扩充会对我们分析和总结官修史书的特色和成就形成丰富的证据链。近代官修史书种类繁多,包括国史、实录、圣训、会典、方略、正史等,每一种官修史书的编纂都与近代史馆的成熟与发展密切关联。近年来,有些学者已经注意采用私人文献研究近代诸种史馆的运作机制、人员构成、史料征集制度、奖惩制度等,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搜集私人文献留下的丰富的有关官修史书纂修的史料,包括体例、内容的讨论与协商,编纂宗旨、思想、方法的争论与交锋,史料征引的讨论等。但既有的研究明显体现出厚薄不均、轻重有失的特点,这势必会妨碍对近代官修史书编纂的深入研究。

从官修史书目录论“书学”源起及相关问题

随着书法热潮的推进，“书学”一词被广泛使用，但“书学”概念和研究范畴皆没有准确界定。期间虽不乏言论，然其界定依据不明。笔者以为“书学”概念并非简单的定义问题，势必需要梳理书法类文献①在古代官修史书分类中的所属情况，以古为例客观分析传统“书学”的概念和研究范畴。此间文献学科的参与不可回避。本文拟说明书法类文献在古代官修目录书中之所属情况，尝试界定“书学”的概念与研究范畴。

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

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上海远东出版社商慧明中国古代史馆开创的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史学业绩Ｉｆ其所涉史籍之浩翰、理论之精到以及制度之完备，确实堪称天下第一。然而，几千年的官修制度为后代留下的遗憾，也同样为世上各国所不及。宰相监修国空历史蒙上尘...

十六国霸史与十六国时期的官修史运作

本文以对十六国史书的体裁、成书过程的考察为中心,从修史运作的视角来观察十六国时期官修史的发展。十六国诸国官修史书以编年体为主流体裁,修史运作主要是'起居注'与编年史两步,所例外者,十六国前期的汉赵在刘渊、刘聪时期是修撰纪传体史书,十六国中期的前秦、后燕很可能出现了从'起居注'到纪传史的修史运作。十六国的编年体官修史在修史运作过程中的性质、作用近于后世《实录》,而且已出现以'录'命名的情况,这对整体认识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官修史发展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