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清乾隆朝官修史书考论

清代的乾隆朝,是中国古代官方修书的鼎盛时期,尤以史部书籍为最。统治者出于总结历史经验、倡导伦理纲常、颂扬赫赫武功、厘定本朝历史、疏理学术源流等多方面的考虑,同时出于制定条例法则,规范用人行政的现实需要,先后编纂了130余种史书。这些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官修史书,不仅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也可以反映出清朝统治者的某些思想主张和文化政策特点及其缺失,值得深入探究。

宋太宗与北宋初几部官修史书的形成

北宋初年,围绕宋太宗即位称帝,皇室内部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千古之谜,与宋太祖初年修史制度不健全和宋太宗、宋真宗时期几次组织修纂《太祖实录》等官方史料书有直接关系。为了显示即位的合法性,掩盖杀兄篡位,逼死侄、弟的罪恶,宋太宗不止一次地下手篡改史实,而史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主动要求在官修史料书的过程中建立“纪草”、“进御”制度,进一步为宋太宗篡改历史创造条件。经宋太宗修改过的实录又被后人修入《两朝国史》、《三朝国史》等官修史料书,这些相互矛盾的史料被其后修撰的官修史书和私家撰述大量引用,以讹传讹,终成历史谜案。

论汉代的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

汉代私人撰史之风兴盛,虽然官修史书不如私撰史书的声名显赫、流传广泛,但史官制度和官修史书一直都在延续,并不断发展创新。汉代弱化了专职史官的设置,由皇帝直接挑选有才学的官员参与撰史,并固定了修史机构。汉代的官修史书也比较丰富,特别是《东观汉记》一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开创了官修国史的制度,丰富了纪传史体的内容,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代官修史书编纂中的“奖励”问题初探

唐代是官修史书制度初步确立的时代,官修史书主要包括官修前代"六史"及本朝国史两类。官修史书机构并无固定的属员配置,修史者多是临时措置而来的"兼职"官员。修史兼职人员多,工作耗时长、难度大是补偿性奖励官修史书编纂人员的重要原因。官修史书具体的奖励形式包括赐物、玺书褒美、封赐爵位、加散官、追赠、职秩变迁六大类。这些奖励具有前后期时代差异,既重原则又不失灵活性等特点。

论汉代的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

汉代私人撰史之风兴盛,虽然官修史书不如私撰史书的声名显赫、流传广泛,但史官制度和官修史书一直都在延续,并不断发展创新。汉代弱化了专职史官的设置,由皇帝直接挑选有才学的官员参与撰史,并固定了修史机构。汉代的官修史书也比较丰富,特别是《东观汉记》一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它开创了官修国史的制度、丰富了纪传史体的内容、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试论唐代官修史书的利与弊

官修史书是我国古代史学和社会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关键环节,在唐朝以前私家修史比较多,大规模的官修史书开始于唐朝,大量的唐代官方编修的史书也为后代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一方面,唐朝官修史书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政府设立史馆,选拔优秀的史官并且给他们丰厚的俸禄,使得唐朝的官方修史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官修史书也是弊端丛生,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论述到官修史书使得史书的编纂程式化,导致了正史的编写千篇一律,效率低下,史实失真,同时也限制私家史学的发展。

试论春秋笔法对官修史书政治意义的强化

春秋笔法是我国传统官修史书中一个重要的叙事形式。它的出现与王官之学不无关系,它脱胎于春秋史官的"直笔",成形于孔子《春秋》的"一字褒贬"。"直笔"意在维护周礼,"一字褒贬"意在复礼。由此可见,春秋笔法与中国古代的官修学术有很深的渊源。在历史长河中,春秋笔法不断发展与演变。汉武帝确立了独尊儒术之国策,此后春秋笔法与政治的结合日趋紧密。春秋笔法的运用,其目的是对封建礼教的维护,它赋予官修史书以更多的政治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

对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现象的研究

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史馆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留下的重要史学业绩,它所涉史籍之深之广,在当今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官修制度也为后代留下了诸多遗憾。

私人文献所涉之近代官修史书研究评析

近代私人文献蕴涵着丰富的宝藏。目前对官修史书编纂特点的研究还没有跳出官方档案的窠臼,所得出的近代官修史书编纂已经衰落,官修史书编纂体制和程式已经僵化,官修史书编纂的成就不足等观点,并不能涵括近代官修史书的实况。官方档案只是揭示了官修史书编纂实态的部分情形,如果我们能将眼光投向私人文献,史料的尽量扩充会对我们分析和总结官修史书的特色和成就形成丰富的证据链。近代官修史书种类繁多,包括国史、实录、圣训、会典、方略、正史等,每一种官修史书的编纂都与近代史馆的成熟与发展密切关联。近年来,有些学者已经注意采用私人文献研究近代诸种史馆的运作机制、人员构成、史料征集制度、奖惩制度等,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搜集私人文献留下的丰富的有关官修史书纂修的史料,包括体例、内容的讨论与协商,编纂宗旨、思想、方法的争论与交锋,史料征引的讨论等。但既有的研究明显体现出厚薄不均、轻重有失的特点,这势必会妨碍对近代官修史书编纂的深入研究。

从官修史书目录论“书学”源起及相关问题

随着书法热潮的推进，“书学”一词被广泛使用，但“书学”概念和研究范畴皆没有准确界定。期间虽不乏言论，然其界定依据不明。笔者以为“书学”概念并非简单的定义问题，势必需要梳理书法类文献①在古代官修史书分类中的所属情况，以古为例客观分析传统“书学”的概念和研究范畴。此间文献学科的参与不可回避。本文拟说明书法类文献在古代官修目录书中之所属情况，尝试界定“书学”的概念与研究范畴。

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

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上海远东出版社商慧明中国古代史馆开创的官修史书制度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史学业绩Ｉｆ其所涉史籍之浩翰、理论之精到以及制度之完备，确实堪称天下第一。然而，几千年的官修制度为后代留下的遗憾，也同样为世上各国所不及。宰相监修国空历史蒙上尘...

南宋官修当代史书问题研究综述

南宋时期是官修当代史书最繁荣的时期。然而，由于南宋官修史书至今留存甚少，给人们的研究带来了极大地不便，故长期以来，人们对其研究没有倾注太多的精力。自宋至清，人们对其所作的探讨只是描述性记录或者说是一般性说明，上世纪初以来一批学者相继对之展开探讨，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期，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和论著逐渐问世。迄今为止，共发表有关论文二十余篇。本文对以往的研究作一总结．以期推动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

清朝人编修族谱常有"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将家谱与国史类比,用众人皆认可的国史地位来凸显家谱身价,以张扬族谱。族谱同国史类比,体现在:国家修史有制度,宗族修谱有习惯和规约;国史、族谱均笃信"信今传后"的理念,不过国史善恶并书,族谱隐恶扬善,迥然有别;国史、族谱的功用有共同点,即叙彝伦,维人道,均是教化工具,不过国史侧重"鉴治乱、示惩劝",族谱研讨人生经验,寻觅光耀门庭的路。族谱犹国史的见解,释放出民间有史书,民众有历史的信息。民间修家谱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应当珍视,值得大书一笔。

儒家的修史观与日本古代的史学

日本古代的史学，主要受中国史学影响。其中，儒家的修史观对日本古代史学的影响，尤显深广。其影响主要表现为鉴戒史观和正统论。一以历史为治者鉴戒，将伦理道德作为历史评价的主要基准，这是中国儒家修史宗旨与历史价值判断的特色。孔子说自己“信而好古”（《论语·述...

私家修史刍议

本文从私家修史与官修史书、正史和野史的关系入手 ,探讨私家修史的定义 ,并根据私家修史在史学史上四次发展的高潮 ,分析了私家修史兴盛和衰落的原因。

《魏书》编撰性质考论

由北齐魏收奉诏纂修的《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以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正史”,是民族史撰述上的杰作。关于《魏书》的编撰性质,近世史家认为,因其多半成于魏收一人之手,故与私家撰述无异。而仔细考论,《魏书》的官修背景非常明显。全书在撰写过程中不仅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而且在“秽史”问题出现后,北齐三朝皇帝四次下令修改,方流传于世。《魏书》的官修性质不容忽视。

再论包拯辞官养亲的儒学理据

一、学界对包拯辞官养亲原因的分析北宋廉吏包拯在其生前最初是因为孝行而闻名于世,北宋以来的官修史书和私人著作中不乏关于包拯辞官养亲的记载。这些记载大同小异,因此本文主要引用《宋史·包拯传》中的相关记载。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知天长县。

刘知几评史馆修史

刘知几评史馆修史许凌云我们中华民族素来重视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历代政府都把记载和编修历史放在重要地位，设置史官专职其事，至唐更发展成有组织的史馆修史制度，历宋、元、明、清而不衰。研究中国史学发展史，不能不研究史官修史制度；研究刘知几的史学贡献，亦不能不...

《春秋》:古代儒家的“政治教科书”

一《春秋》是儒家“五经”之一。严格地说,《春秋》原本是古代的历史著作。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重视修史的传统。至少从西周开始,上至天子,下至诸侯,身边都有自己的史官,也都有自己的官修史书。这些官修史书,当时被统称为“春秋”。不过,列国史书虽共有“春秋”这一通名,同时,又有各自的专名。孟子就曾说,晋国官修史书的专名叫《乘》,楚国官修史书的专名叫《梼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