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官僚制:马克思主义行政学说的理论逻辑与主要论辩

在国家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官僚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旨在建立一个替代资本主义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制度。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对公社制的探索,完成了对官僚制的原初式批判,但也面临着公社难以适应大规模组织团体的悖论;列宁主义通过政党干部制,探索出适应超大国家的苏维埃制,却又与西方资本主义官僚制一样深陷于自我封闭的“官僚化”的吊诡之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对资本主义官僚制进行自我修复,而中国共产党则在“从严治党”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了干部制,为克服干部官僚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干部官僚化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行政学说需要警惕的关键难题,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方向与焦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人民群众政治立场与共产主义价值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认识、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分析法、矛盾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开拓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重要论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是数字化智能化新实践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化、系统化、学科化的理性结晶。新质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是具有适应新时代、集聚新知识、拥有新工艺、开发新产品、蕴含新动能、拓展新市场和满足人民新需求等质态内涵的生产力,具有许多新的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由劳动者“自身上的自然力”和“蕴藏着的潜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工具劳动资料使用能力以及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时代价值和发展举措,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度的考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主动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原本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有机融合和发展: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光辉典范。

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

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是展开现代化发展实践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由“中国式”与“现代化”两个关联语词构成,就“中国式”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既要防止过度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又要防止因对普遍性的急迫追求而脱离中国实践。就“现代化”而言,其强调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既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或因循守旧,又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因此,在具体实践中,应当在人的发展中实现“中国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化”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中国式”与“现代化”的有机联结。

论技术马克思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讨论技术问题,是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方向。推动技术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把它建构为一种技术哲学传统或方法。虽然当代西方技术哲学把马克思视为第一代技术哲学家,但实际上各种学派或观点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万花筒式的思想定位。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对技术问题的哲学反思不外乎技术作用的确定性和技术的社会关系这两条路线。经典马克思主义在第一条路线上接近于在长期历史中强调技术的优先性,在第二条路线上对技术资本主义给予批判并展望技术积累对共产主义的历史意义。在当代西方技术哲学语境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把这两条路线分别展示为分析的技术哲学和批判的技术哲学,倾向于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技术政治哲学话语建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将这两种路线统一起来,进行一种技术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建构:以技术作用的确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设置现代化议题,以技术的社会关系为实现这种现代化议题提供推动力,以便逐步走向一种自治的技术社会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建设路向性探索——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践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举措,不仅影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事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因此,以“双创”方针逻辑原点、逻辑演进和逻辑复归的演绎层次为切入点,对“双创”实施的历史机遇、实践机遇和科技机遇进行现实审视,厘清“双创”方针的逻辑与背景。同时,结合“双创”实施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历史局限性、世界多元文化冲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内外因素造成的挑战困境,最终得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创新发展前提、以人民群众为创新发展立场、以“破”与“立”为创新发展原则、以打造品牌为创新发展手段等建设路径。

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具有具体化的要求,这是其“绝对命令”。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是马克思批判和继承黑格尔思想遗产的成果。在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黑格尔批判了主观思想,试图实现客观思想对主观思想的超越,区分了抽象的普遍性和真正的普遍性,并使真正的普遍性能够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质和阶级立场直接相关。唯物史观“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性”原则的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找到了根据和立足点。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必须把一般原理转化为具体方法和实施纲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在中国的贯彻、落实和实现。

经典著作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的价值、原则与路径

经典著作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既是确保课程教学正确方向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课程教育教学实效的现实诉求,更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关键一环。将经典著作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需立足课程教学体系,坚持系统性融入;把握教材基本观点,坚持精准性融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坚持重点性融入;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坚持科学性融入。在实践进路中,需立足政治高度,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夯实理论厚度,强化教师阐释经典著作的教学能力;彰显情感温度,创新融入教学方式;拓宽教学广度,延展融入教学场域。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只是知识谱系的转换,而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与创造。其内涵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文艺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在培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的精神沃土与根基;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文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科学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国风格和凸显现代价值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谱系,继而从根本上促进和实现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式转换,展现为一种思想“合力”的力量,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一种完整系统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现时代向度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溯源正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同时全面依法治国在战略布局、全面推进、系统执行上又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推动其不断地时代化、中国化。文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结合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现状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要求,以“现时代向度”视角切入,系统探讨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化创新。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发展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发展的可能性可以规约为三个层面,即主体层面、客体层面以及实践层面。主体层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具有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要兼具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同时还要有推动二者契合发展的主观意愿。客体层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属于异质文化,但他们符合“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之特点,二者在形而上层面具有“形似”之同质性,均关注人的问题,注重人伦道德的提升。实践层面,两者契合发展的前夜乃是文化的迷茫时期,契合发展是在多元文化的角逐与竞争中逐渐形成的,是在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下实现的。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嬗变及其核心问题意识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的时间逻辑为主线,在阐发其代表人物及其历史事件所构筑的思想嬗变的过程中,提炼出主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指向革命主体(性)的建构以及其革命的可能性条件的前提性批判。其中,着重探讨了早期批判理论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所带来的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扬弃。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面向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中的理论得失,其中将对经济结构的批判转向了对政治和文化的批判是其理论在当代失去批判的根本原因。基于此,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判路径:其一,建立在“需要体系”基础上以劳动和资本的对抗为核心展开的批判;其二则是资本逻辑成为显性逻辑后由“欲望体系”所构筑的主体生成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的同步演进,不仅体现出批判理论面对资本逻辑试图保持的自觉意识的抗争,也为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向资本逻辑所展开的批判带来了更多借鉴和思考。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

时间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问题,时间性构成了文学的逻各斯先验样态。文学时间叙事贯穿着因果逻辑和线性思维方式,从而步入历史决定论和进步论的窠臼,其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逻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越来越多地从关注时间转向关注空间。文学空间不仅是作者创作的场域,更是社会实践和价值判断的对象化载体。文学空间的生产蕴含着变革的力量,它不断影响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行为空间。空间批评理论、文学地理学、文学绘图等理论,组成文学空间批评理论谱系。该理论谱系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传承、质疑、超越、创新的多重关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空间转向,呈现出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新研究领域层出不穷、时间和空间相融合等趋势。

探索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起点——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对人的本质认识方向

构建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理论体系的首要问题是找出合理的理论起点。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对人的本质认识方向,通过借鉴资本主义商业体育的理论起点,到分析社会主义体育探索“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起点,最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引。一方面,资本主义体育发展建设以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为理论阐释点,它同样蕴含着“人的发展”的各种规定,由此引发了在一定制度下面向“人的发展”的体育发展成果的探析;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则确定了“人的价值”的理论主线。借鉴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重视与教育匹配的社会关系,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体育的“人的价值”的初心维度的重要论述,可以得到结论,“遵循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性”是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起点。

毛泽东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卓越典范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开创者,毛泽东从四个方面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做出了卓越典范: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二是及时科学地解答了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课题;三是着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体系化和学理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四是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深刻总结群众实践经验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回顾毛泽东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典范作用,对于我们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掌握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及其当代效应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和晚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出发,重视实践、辩证法和文化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思潮的主导下,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中存在的缺陷,走向了完全脱离经济基础决定作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文化价值批判;晚期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总体批判,既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又实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转向。揭示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的实质,既有利于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和理论性质的认识,又有利于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能够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力量来自精神凝聚力、精神感召力、精神意志力和精神创新力。其中,精神凝聚力表现为民族凝聚力、群体认同力和个体认知力,精神感召力表现为“崇德论”、“尚志论”和“人本论”,精神意志力表现为意志坚定性、意志顽强性和意志普遍性,精神创新力表现为守正创新精神、历史主动精神和斗争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