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僚制组织的等级控制及其终结

官僚制组织是在工业社会取得了无比成功的组织形式,但是,它却是一个等级化的组织,在行为特征上是以控制为导向的。官僚制组织的等级化是与近代以来平等、自由的政治文化相悖的,却又是组织管理所必需的。官僚制组织的控制导向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条件下是有效的,却又包含着自反的运动方向。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官僚制组织的等级化将被扬弃,它的控制导向也因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变得不可能。后官僚制时代将是合作制组织发挥作用的时代,合作制组织将取代官僚制组织而成为主导性的社会组织形式。

“智能化+官僚制”:政府官僚制组织的改进和价值

官僚制组织设计的初衷和要求使得其优势和弊端总是相伴而生,成为一体两翼的存在。针对官僚制组织的批判衍生出抛弃官僚制还是改造官僚制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官僚制滋生的障碍和弊端,争论的目标是因应现代社会有效治理的诉求。在尚未出现新的组织形式替代官僚制时,结合现代社会风险性、交叉性、差异性、信息化的特征,以“智能化+官僚制”做出改进是一种审慎的选择,以体现社会治理价值诉求中协同、开放、智慧、服务、效率的目标和追求。

官僚制组织的两副面孔

官僚制组织具有两副面孔。官僚制组织的经典面孔是由权威一义务、责任一规则等概念共同谱绘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代理理论则用委托一代理、激励一动机等概念为我们描绘出了官僚制组织的另一副面孔,且人们根据这种描述而对官僚制组织进行改造的结果,就是将组织实践变成了所有组织成员合力蚕食组织剩余的活动。自人际关系学派兴起以来,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人的因素"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议题。传统官僚制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导致组织实践总是受困于官僚自利性的问题。代理理论正视了这一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当代组织理论必须对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的"人的因素"的问题做出新的回答。

从官僚制组织到合作制组织的转变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是组织。因为有了组织,人们才能在开展社会活动中放大个人的力量,才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组织形式是多样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组织会各有自己的特征,公共领域中的组织与私人领域中的组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工业社会中的所有组织中都包含着官僚制的基轴,都属于官僚制组织模式的具体存在形式。官僚制组织是适应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要求的。然而,人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进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社会显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在此条件下,官僚制组织的适应性日益式微,并以集体行动无力的状况表现了出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求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活动的组织新模式。合作制组织的构想就是在这一条件下提出的,是完全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模式。

论官僚制组织对政策制定的阻滞及其疏通

官僚制组织对政策制定的阻滞主要表现在:制定政策滞后、公共性的缺失、寻租行为。阻滞的原因是官僚制组织层级过多、不断扩张以及官员把官僚制组织当成避风港。解决的措施包括: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及时有效的政策;拓宽公民参与渠道,确保公民需求及时输入;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实现有效外界监督。

官僚制组织边界变化及其实质

任何组织都有边界,官僚制组织也不例外。边界是使组织区别于其他组织和环境的特质。官僚制组织虽然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有着较稳定的边界;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官僚制组织由于受到信息技术、组织管理方式和组织任务的变化也使其边界处于变化之中。官僚制组织边界的变化表明组织对灵活性和稳定性的追求,从而激发其生命力。

运动式治理的运行逻辑与现代化转型——基于中国式官僚制组织视角的整体性探析

官僚制组织的弊端及治理困境催生了运动式治理。依据治理目标(教化、执行)和治理对象(体制内、体制外)两个维度,可以将运动式治理划分为官僚教化型、部门协同型、社会教化型和社会动员型等四种典型类型。由于应用上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运动式治理逐渐演变为制度化的非正式治理策略,成为治理实践中的常规机制与常用工具,在克服中国式官僚制组织的弊端及治理困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运动式治理可能会偏离预设目标和轨道,演变为侵害公共利益和公民正当权益的异化形态,甚至变异为阻碍国家管理体制和官僚机器正常运转的极端形态,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运动式治理的客观功用与历史贡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风险社会的双重叙事背景下,运动式治理还将发挥积极作用,并遵循差别化的路径进行现代化转型。

从“官僚制组织”到“变形组织”

科学技术的进步 ,导致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进步。管理技术和手段的进步 ,要求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态。从官僚制组织到变形组织的发展 ,就体现了这种要求。官僚制组织是工业化社会“理想的”行政管理体制。本文提出“变形组织” ,旨在集中概括知识经济时代带有普遍性的组织原则 ,组织运行机制与特征 ,并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驿路飞匣——官僚制组织中的信息战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PhilipA．Kuhn）编写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Soulstealers：theChineseSorceryScareof1768）），口碑极高，影响力早已洞穿史学领域。孔飞力运用了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以及马克斯·韦伯等学者的社会学理论和瑟罗等经济学家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浅论官僚制组织的价值与功能

在流行的观点看来,"官僚制组织"问题丛生,是社会腐败和堕落的根源,那么,究竟怎样认识和理解"官僚制组织"的存在价值呢?本文认为"官僚制组织"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价值:体现了非市场化的社会功能、形成了综合的"技术优势"。"官僚制组织"的非市场化的社会功能是其它组织所不能代替的。"官僚制组织"的综合的"技术优势"决定了"官僚制组织"的表现是受到限制的,"官僚制组织"虽然不可能达到人们所期待的"完美"的要求,却是社会和人最需要的。

论信息技术对官僚制组织沟通的维护

官僚制组织的沟通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沟通的顺畅与否涉及到组织能否正确地做决策,组织合作能否顺利进行。官僚制组织的沟通强调的是正式沟通、纵向沟通和内部沟通,这是由官僚制组织生存的工业社会背景决定的。在步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官僚制组织原有的沟通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信息技术作为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性产物,它为官僚制沟通方式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契机。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官僚制组织实现了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纵向沟通和横向沟通、内部沟通和外部沟通的并重。

论官僚制组织的当代困境

工业社会条件下官僚制组织以其高效、稳定的组织结构特征成为最普遍的组织形式,在其产生初期注重的是组织内部的发展,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规避环境的外来影响。但是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网络公共舆论的不可控制性和不确定性使它原来的通过强化自身的方式来规避环境的外来影响已不能适应对社会的管理。所以当代社会条件下,官僚制组织如何去管理网络公共舆论就成为其当代困境。针对这种困境,官僚制组织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去应对、以合作的方式来从事管理。

从官僚制组织到网络型组织——西方公共组织理论演变探析

西方政府管理理论随着社会实践的变革和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发展演变,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到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在理论范式的演变过程中,作为政府管理载体的公共组织也在不断发展创新,从传统的官僚制组织演变为今天的网络型组织。对公共组织理论变迁的过程和内容进行探究,可以从中观层面帮助我们建构和重塑最合法、最有效的公共组织形式,并且更好地分析和理解公共管理理论,看清其历史演变的逻辑和动态倾向。

流程再造思想对传统官僚制组织的挑战

流程再造是企业管理领域内的一个新课题，它的出现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企业管理的革命，而且正改变着传统的组织理论。它从组织结构、组织作业流程、组织成员主体价值，以及组织目标导向等方面，对传统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官僚制组织在流程再造理论的冲击之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官僚制组织: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

本文主要目标是证明官僚制组织是一种无法被完全取代的组织形态,自韦伯首次提出以来,该组织形态就是一种能够大规模程度上纯粹以技术上的优势见长的组织形态。虽然其本身存在着种种缺陷,但是其根本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模式的基本结构在政府部门中一直存在着。马克斯.韦伯后的组织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没有提出一种能完全取代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并且在信息时代下政府部门再一次地向整体性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回归。

组织信任度:官僚制组织的“粘合剂”——以韩国总统朴正熙遇刺为例

现如今,在官僚制组织庞大的规模下,如何将组织成员更为有效地凝聚起来成为众多学者越来越关注的问题。组织信任作为联系组织的新形式,犹如粘合剂,将组织成员凝聚在一起,从而提高组织运作效率,节约组织运作成本。

对官僚制集权结构与组织效率的反思

对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的批判从古至今一直持续不断,重点大多在于现实中官僚制的集权结构导致组织的低效率问题上,这与理论强调的高效率相矛盾。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的认识,整合不同学者的言论,对官僚制导致的低效率进行思考,提出对官僚制的看法与反思。

论组织的转型:从控制到合作

20世纪80年代,人类开启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将会突出社会合作的主旋律,即实现从社会控制向社会合作的转变。在整个工业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而组织自身也是一个控制系统。在社会的变革中,组织将会首先实现从控制导向到合作导向的转变。合作制组织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一种主导性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都在呼唤着合作制组织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因而需要从社会变革的要求中去发现建构合作制组织的理论方案。

论走向合作制组织的结构变革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提升,官僚制组织运行出现了不畅的问题,但在不断获得新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其结构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变革。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仅靠技术的提升已经不能使组织的功能得到大幅改善,而且就管理技术来看,也存在某种发展瓶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去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集体行动要求。官僚制组织结构具有刚性的特征,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体系则应具有弹性结构,而组织结构弹性化的发展结果必将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制组织的出现。合作制组织所拥有的是一种不同于官僚制组织层级结构的网络结构,它在行动上以“非结构性”的形式出现。正是因为组织结构上的不同,使得合作制组织实现了对官僚制组织的超越和替代。

论合作制组织中的行为选择

组织是现代社会生活得以展开的基本途径,人的几乎所有现实的生活都必须通过组织去加以实现。但是,官僚制组织只是人们在工业社会中开展社会生活的必要途径,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后,官僚制组织显现出了不适应的状况,以至于我们需要去构想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合作制组织——去保证人的社会生活得以延续。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呈现给我们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条件下,官僚制组织为了组织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压抑组织成员的个人行为选择的做法会把整个社会拖入到风险状态之中。因而,我们关于合作制组织的构想是指向人的行为选择自主性的,相信作为合作制组织成员的人在自主性的行为选择中可以获得更强的突发性危机事件应对能力。就此而言,合作制组织将是一种不同于官僚制组织的新的组织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