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行政:理论溯源、经验反思与现实适用性

官僚制行政在现代政府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典范地位,也是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核心标的。溯源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合理性"与"合法性"是韦伯建构官僚制行政的两个前提要件。但由于理性二律背反的逻辑特质,官僚制行政具有无法克服的内生矛盾,并引发了学界对官僚专政的批判性反思。在我国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期,对官僚制行政的审视及借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刍论

首先对“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这一学术概念进行分析 ,指出西方公共行政范式传统上的分野。在此基础上 ,着重考察了全能主义官僚制行政的产生及其危机 ,批判了理性崇拜、“三权分立”学说的权力概念的缺陷 ,及其对效率、民主等的损害 。

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式行政:行政理性的回归

官僚制行政以行政与政治的分离为基础,强调等级制结构,是一种工具理性。民主式行政坚持社会本位的取向,关注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提倡多中心治理,体现了价值理性。从官僚制行政走向民主式行政,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行政组织与社会的关系的调整,是行政价值理性的自证和回归。

转变中的公共行政范式——从官僚制行政走向民主制行政

官僚制行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自身组织、权力和人的异化和社会变迁下的诸多困境。在此背景下,民主制行政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重新被人发掘并成为一种新的替代性的公共行政范式。

从官僚制行政走向民主制行政——兼论构建当代中国政府创新的行政范式

随着西方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行政理论逐渐显示出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20世纪70年代奥斯特罗姆提出了民主制行政理论，作为对传统官僚制行政理论的反思与超越，民主制行政理论适应了社会发展对公共行政理论的要求，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阐述了西方国家从官僚制行政走向民主制行政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构建当代中国政府创新的行政范式的基本原则。

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治理: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再思考

范式理论自引入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公共管理领域尤其如此。官僚制行政范式始于理性官僚制和政治行政二分理论,随着古典行政原则的确立达到顶峰。新公共管理是该范式的突破和分化,而民主治理则是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和革命。民主治理兴起的直接动力是源于改革和救助官僚制这朵"恶之花"的需要。但在更深层次上,民主治理是议会制民主的超越和代议制民主的补充,涉及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调适和相容性问题。

复合共和制提供的可能性——读《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政治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著的《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从1973年首次出版,该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与官僚制行政理论不一样的行政范式。此后若干年,该范式的小而有效的政府思想成为90年代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指导思想,行政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推进。在进入21世纪后,社会发展对于公共行政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能否正确地担当其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政府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推进的时候,我们在注重行政制度建设的细节时,应该回头看清楚,在根本上支持这种行政范式的基础是一种扎实的宪政体制。正是这种能容纳多种利益诉求的复合共和体制,提供了民主制行政范式的可能。

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模式初探

“入世”的中国不仅面临着外来的压力,而且自身在转轨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种种问题和挑战。我国的行政体制可以实现官僚制行政体制和民主制行政体制之间的互动性结合,创造出适合自身的新的行政体制模式。

官僚制与民主:工具和价值的耦合

官僚制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张弛一直是公共行政学关注的焦点,官僚制的等级化、集权化、专业主义、封闭性等特征被认为是对民主的价值悖逆。然而,官僚制并非天然拒斥民主,民主制行政也无法独自满足效率与民主的双重使命。为契合公共行政的现实需求,"官僚制民主"结合了官僚制的理性、法制和科学精神,回应民主行政的公平、参与、多元治理的价值理念,力图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以调和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实现两者的平衡。

追求一种内生性的公共行政范式——奥斯特罗姆民主制行政思想解读

奥斯特罗姆的民主制行政范式比传统的官僚制行政范式更加符合公共行政的实际,这主要是由于在范式的来源上它是内生性的,即它的思想根源来自《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自治原则。而官僚制行政则是一种"外来的"公共行政范式,也就是说,这一范式的基础是来自威尔逊和古德诺所借鉴的外来知识的。

公共行政合法性:概念、结构及危机

公共行政合法性一直是个重要但模糊不清的议题。从知识传统来看,早期公共行政学者着重探讨了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判定标准,其后一代学者则从宪法主义、契约主义、法律主义等不同但最终形成互构的视角阐释公共行政合法性,最近的研究重归对其概念的探究。迄今为止,"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概念尚未得到准确清晰的界定。根据已有研究与公共行政自身的结构,可将公共行政合法性的结构分为组织制度合法性、实践合法性与学科合法性三部分。以公共行政合法性的结构为剖析工具,可以更加深入全面地解读官僚制行政范式下公共行政组织制度层面的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认知合法性危机,公共行政实践层面的过程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危机,以及学科层面在学科议题共识、研究方法与学术共同体认同方面存在的问题。

公共行政的立宪分析

从宪政的视角思考公共行政通常被人们所忽视,文章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忽视从宪政秩序思考公共行政问题,探讨两种宪政秩序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内在关系,即统治秩序与官僚制行政之间关系,自治秩序与民主制行政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总结了两种行政理论之间的区别。

后现代公共行政:凸显行政公共性的话语途径

在行政思想发展史上,传统官僚制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尊奉着管理主义的理论传统,过分地关注行政效率并不谋而合地将行政公共性放置于边缘的位置。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则彻底摒弃了管理主义的分析套路,在解构官僚制、制度主义和社群主义等传统治理模式的基础上,以后现代理论和批判理论为依据,建构了独特的话语理论。正是在解构与建构的学术旅程中,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家们从话语理论维度唤回了一度失落的行政公共性,并为西方和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西方民主行政理论产生的原因探索

西方的民主行政理论是作为官僚制行政理论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中外学者关于民主行政理论的共识性要素是强调公民对公共决策的直接参与,这与共和主义民主的精义不谋而合。共和主义民主强调公民通过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实现在场的民主,而获得政治效能感,从而夯实了公共权力行使的合法性根基。民主行政理论的提出,基于共和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合法性这三个维度观察,肇因于自由主义民主建制的合法性危机,而产生的对共和主义民主诉求的结果。自由主义民主建制的合法性危机集中表现为情境变迁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官僚制与民主的关系导致的合法性危机以及自由主义民主建制本身的合法性弱势。为了消解合法性危机,人们发掘了共和主义民主的长处,力图通过在既定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实现共和主义民主的增长与扩张来达到这一目的。

民主行政的建构逻辑

民主行政是民主与行政的耦合,是一直拘囿于政治领域的民主价值在行政领域的拓展与渗透,它是学者们对代议制的立法权衰落、责任脱节、参与不足以及官僚制的行政权扩张、责任缺失、排斥参与的回应。民主行政的建构切入点有组织制度、伦理责任、行为活动三个层面,形成了以行政权的分立与制衡、竞争与合作机制的分权视角,以官僚机构承担宪法、公益、公平、代表性等伦理责任的责任视角,以公民和下级官僚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活动的参与视角。三个视角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识,共同致力于解决代议制和官僚制的双重困境与缺陷。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及未来进路

当今时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失去了追求公共价值与美德的意愿和能力,从而陷入德性困境的泥淖。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公共行政的德性困境源于价值和经验的二元纠缠。而西方公共行政的现实困境正是这一二元纠缠的产物,无论是民主制行政还是官僚制行政都没有摆脱西方政治思想中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传统。西方公共行政要以追寻公共价值为目的,并真正地提高公民参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为解决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找到可能的未来进路。

公共服务型政府:源起、特征及意义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在扬弃官僚制行政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型治理模式,它以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以公民为本位或中心,以管理就是服务为理念,以人文关怀、民主、公平、法治、责任等价值为运行基础,以多元参与、合作共治为服务形式,以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为标准。因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兴起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推进民主政治的进步、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公共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发展的目标,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公共管理范式嬗变的启示与反思——基于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视角

公共管理范式已发生了三次转换,我国公共管理范式的重构必须考虑范式的融合与综合运用,在规范官僚制行政的同时,积极发展服务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