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家官僚主义职业教育管理模式的当代变迁

法国国家官僚主义职业教育管理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国家对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的规划、组织、实施和监管等负有主要责任。自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法国地方分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加速,加上经济转型对于政府放松管制的内在需求以及政府解决青年高失业问题的迫切需要,法国曾经高度集权的职业教育管理模式逐步向分权和共同协商管理体制过渡。目前,法国教育部与其他部委、行业、私营机构等共同参与了职业教育的创建和管理过程,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合作者也在职业教育的创建和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法国职业教育管理模式的当代变迁主要是由国家力量驱动的,由于各利益团体参与变迁的范围和程度仍然非常有限,加上许多体制机制问题难以解决,进一步变迁成为必要。

论马克思的国家官僚制批判及其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的国家官僚制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青年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官僚制思想;在经历1848年革命的洗礼之后,马克思转而批判法国的国家官僚制;到19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批判现代民族国家的官僚制,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经典命题。马克思对国家官僚制的批判切入了19世纪的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的国家官僚制批判因地、因时、因势而变,我们既要明确这一批判的历史性与历史限度,也要看到它对审视现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启发意义;不管批判的焦点与细节如何变化,始终不变的是坚持无产阶级根本立场。

军事作用与国家形成——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

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强调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军事作用,在此视角下的一些解释建立了军事作用和国家形成之间的因果链条并提出了因果作用机制。这些解释认为,战争、军事组织、军事技术等军事因素导致了国家形成,而这些因素在作用机制上的差异,则又导致了不同类型国家的产生。在这个视角下,一些学者认为,军事因素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具有一般性,另一些学者则具体地指出,军事要素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新生代的国家形成理论认为,老一代的国家形成理论有过时性,他们或者强调更复杂的现象,或者提出它在第三世界国家不适用。

近代中国社会立法与福利国家的建构

政府主导的社会救济体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古代中国早熟的官僚体制为荒政的落实提供了必要条件。无独有偶,在16-18世纪的德语国家,社会救济的责任也由教会转移给了政府;在以普鲁士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官僚体系也逐渐成熟壮大。近代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与战乱,社会救济刻不容缓;政府也以复兴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为号召,部分移植了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在近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立法蓬勃发展,社会福利由消极的临时性赈济变为积极的常态化救济,由在上者单方面的“恩赐”转变为国家的责任与人民的权利。社会立法是中国近代国家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德两国在福利国家模式上的类似选择源于自身的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

西方左翼学者对苏联模式的一种分析——卡利尼科斯观点评述

对于苏联模式的崩溃,右翼学者和部分左翼人士都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卡利尼科斯对此并不认同。他分析指出,左翼和右翼之所以达成错误共识,是因为将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等同,而在现实中,斯大林主义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最终走向了"反革命"。卡利尼科斯试图通过进一步将苏联模式界定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变体,以此彻底将其与社会主义的失败隔离开来。虽然卡利尼科斯对苏联模式的独特界定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苏东剧变的不利影响,也为我们认识苏联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它的分析与苏联模式的实际性质不相符合,所产生的理论后果也相当严重。

原型和奠基:古代中国和两波世界性官僚化浪潮——官僚制起源与世界传播的历史政治学考察

官僚制是现代国家机器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组织形式,其形成和全球扩散经历了复杂的文明互动和长期的历史过程,但都离不开古代中国。大约自公元前40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世界上出现了第一波官僚化浪潮。中国于周秦之变中形成大一统君主官僚制国家,成为这波世界官僚化浪潮的最高峰,汉唐继承完善,并逐步塑造中国周边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国家形态。大约16世纪以来,中西出现文明交流和碰撞,在持续两百多年的东学西渐中,中国的官僚制和韦伯式现代国家机器传入欧洲,并在长期战争和工业革命中完成升级,构成西方现代国家的核心要件。此后,随着西方的扩张、侵略和殖民,穿上工业文明外衣的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机器向全世界扩散,并倒灌入中国,重塑了中国的官僚制和国家机器,形成世界第二波官僚化浪潮。尽管欧洲最早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但中国是全世界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机器构建的先行者和奠基者,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原型在古代中国。正如古希腊贡献了民主制、古罗马贡献了法治和共和制,古代中国贡献了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机器——现代国家的核心支柱之一,奠定了世界政治文明的永久基础。中华民族是世界政治文明的主要供给者之一。

浅论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早熟”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辉煌的过去,无论是汉唐盛世的繁华还是四大发明对人类历史的巨大影响都足以令同时代的西欧各国望尘莫及。但是近代中国被西欧强国欺凌的屈辱历史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近代中国走向衰落的原因。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指出中国近代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理性化的资本主义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统一早于市场统一,早熟的专制主义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美国的“深层国家”:现实与迷思

“深层国家”作为美国的外来词,在2016年大选前后开始在关于美国政治的讨论中流行开来。本文聚焦于美国的官僚体系和职业官僚与白宫的关系,试图从学理上并在经验层面上去探讨所谓“深层国家”这一议题。一方面,美国职业官僚的多元性及其官僚体系的相对开放性意味着在美国政治中不存在一个有系统性、组织性和特定意识形态色彩的“深层国家”;另一方面,在特朗普时期,白宫和官僚体系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的确达到了高峰。出于宪法法律、专业规范或者政策分歧等原因,职业官僚通过拖延、泄密、辞职以及诉诸总监察长办公室和国会相关委员会等方式,对白宫的指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则通过决策的集权化和人事的政治化,试图对官僚体系施加更强有力的控制。白宫和官僚体系的互动既体现了特朗普时期的民粹主义特色,也反映了美国宪政结构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张力,还触及官僚体系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与对其进行政治控制之间关系的普遍性问题。

现实与对话伦理学——J.哈贝马斯答郭官义问

1993年11月,我在访问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期间.曾于11月15日和23日,同哲学系教授哈贝马斯(J.Habermas)先生就他阐述的认识论、交往理论,特别就他去年发表的著作《事实与价值》(Faktizit(?)t und Geltung,1992.50OS.)中的某些理论问题进行了交谈.交谈后,我又以书面形式向他提出了五个问题.他也以同样形式作了答复.从这些回答中可以概略地看出他近年来的理论走向以及他提出的理论问题的现实依据.题目是我根据内容拟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