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官僚型治理的生成与后果——对当代西方治理演进的考察与反思

明确"谁"的问题与确定集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是政治的两大主题,也是政治理论必须回应的两大挑战。在西方语境下,传统政体理论试图通过授予"哲学王"完整合法权威来同时解决这两大问题,而随着代表制度的产生,对这两大问题的解决出现了分离。由于缺乏回答"谁"的问题的完整权威,代表也就无法专注于寻找技术上最有效率的解决集体问题的方案,使得代表型政治日益成为一种无法有效解决集体问题的政治模式,并催生了一种技术官僚型的治理。技术官僚型治理试图把所有集体问题都化简为在2和1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并通过不断创新更准确计算2和1的技术手段来提高治理的有效性。这种治理模式一方面为所有集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标准化的答案,另一方面又排斥了普通民众的政策参与。要矫正技术官僚型治理的消极后果,需通过知识重建来推动政治重建。

官僚型文化对公务员促进性建言行为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以322名中国政府机关公务员为研究对象,探究官僚型文化对公务员促进性建言行为的作用机理。在文献研究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建立假设模型,并运用SPSS22.0和MPLUS7对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官僚型文化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公务员的促进性建言行为,还可以通过工作自主性的中介作用、创新收益预期的中介作用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产生间接效应。通过抑制官僚型文化、提升工作自主性和创新收益预期,可有效激发公务员的促进性建言行为,推动组织创新并提高组织效能。

服务型政府中现代官僚制的建设途径

现代官僚制尽管饱受争议,但作为一种主导性社会治理工具和制度范式,其重要地位并没有彻底颠覆。在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与范围内,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行政伦理创新、公共服务人员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和公共服务技术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德治型官僚制、代议式官僚制、参与式官僚制和信息化官僚制,有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确保服务型政府建设走得更远。

官僚型企业老板的烦恼

M公司足美国前50名企业之一，该公司的一切收益来自于公司对其工程技术的信心与依赖。但是竞争对手很快就赶上了技术方面的水平。现在该公司正在寻求差异化的经营道路．使其与市场走得更近一些。这涉及到批发委托项目．品牌塑造问题．同时加上一体化的服务问题。

论马克斯·韦伯的合法型官僚制理论

合法型官僚制是当代世界最普遍的管理和统治方式，合法型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是德目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只有充分了解马克斯·韦伯关于合法型官僚制的理论，才能够更好地反恩和改进合法型官僚制。

陕西企业组织文化类型实证分析

组织文化是企业管理的软要素,也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陕西150家企业人力资源主管(经理)进行问卷调查,用SPSS统计、分析得出了陕西企业组织文化类型,其中69%是属于高控制维度的官僚型和效率型文化类型,以此期望对陕西企业管理者在经营管理中有借鉴作用。

企业文化对战略变化过程的影响研究

文化作为维持竞争优势的一个源泉,对战略变化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本文在借鉴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创新型文化、官僚型文化、支撑型文化对于战略变化过程的两个基本特征速度和幅度的不同影响;研究战略变化过程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对企业创新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注重伦理约束、强调和谐统一与稳定、以人为本以及刚健有为等明显的官僚性和支撑性文化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守成与合作创新活动,有利于渐进式创新,但不利于突变式创新和个体创新能力的激发,因此,需要进行文化创新。

后常规科学时代公共决策模式的转变

后常规科学观认为现代科技发展具有结果的不可控性,并与人类健康、生态环境、社会价值观、伦理标准等因素相联系,使公共决策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技术官僚型公共决策模式以"技术统治论"及专家坚守政治中立、价值无涉为假设前提,期望达到公共决策"政治—科学"的二元分离。但是技术专家角色的政治化,以及技术专家的单一学科的学术训练背景,意味着该模式的破产。为此,应充分认识与承认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决策过程,建构批判性、多元性与社会性的公共决策模式,即开放型公共决策模式。

组织文化与团队学习方式的关系研究

在借鉴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主要研究官僚型,支撑型和创新型文化对于不同类型的团队学习方式的影响,以加强对于团队学习方式的理解,为更好更有效地进行团队学习提供理论指导。

大学校长之层次

大学校长的管理水平对大学发展影响巨大,不同层次校长的管理水平截然不同。从理论上讲,大学校长从低到高依次分为官僚型、研究型和魅力型三个层次。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强烈呼唤更多的魅力型校长。

当前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方式与现状

在理论分析上,可以区分出三种理想类型的政治权力运行方式,即人治型统治、法理型官僚行政和服务型民主行政。以此作为参照对象,再联系到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快速转型的特点,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政治权力运行方式是三种类型的特定组合,其特出的问题是权力运行的内外部失衡状态。为使得权力运行由失衡走向均衡,就必须推进民主制度改革及其他配套改革,实现权力运行方式的优化组合。

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算法化的优势、困境与应对策略

在当下复杂的社会治理需求和决策环境下,算法的技术优势在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正逐渐将系统型官僚推向算法型官僚。但碍于算法在技术、权力和社会维度的局限性,政府治理算法化易出现权利救济和决策理解困难、权力代理和主体责任游离、违背公平原则和民主进程倒退等难题。因此,有必要从管理视角规范政府治理算法化的过程,保证负责任的算法化;从法律视角明确政府治理算法化相关主体的责任,确保可责任的算法化;从文化视角强化伦理教育和技术教育,提升公众算法德性和素养,共同规范政府治理算法化的进程。

信任程度、大股东参与度与自主创新关系研究

基于现有研究考察大股东参与度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并揭示不同企业文化对上述关系的影响差异。此外,探究大股东与经理人间信任对大股东参与度,及进一步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运用182家中国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大股东参与度负向影响自主创新;信任程度与大股东参与度间存在U型关系;大股东参与度中介信任程度与自主创新间的倒U型关系。研究结果还表明,官僚型文化可以弱化大股东参与度对自主创新的负向影响,论证了官僚型文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

股权激励、高管创新动力与创新能力——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

高管创新动力和高管创新能力影响并决定着企业的创新发展。本文基于高阶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深入探讨股权激励对高管创新动力、高管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高管创新动力的中介作用,并进一步研究企业创新型文化和官僚型文化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以182家中国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为样本,用实证研究方法构建概念模型,并通过回归分析验证相关假设。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创新动力能够促进高管创新能力的发挥和提升;高管创新动力中介股权激励与高管创新能力间的关系;企业创新型文化正向调节股权激励与高管创新动力间的关系,官僚型文化负向调节股权激励与高管创新动力、高管创新动力与高管创新能力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为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促进高管创新能力提升以实现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