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僚预算最大化到官僚机构塑造模型:公共预算理论中的理性选择

上个世纪中后期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科学领域迅速发展,其所提出的政府机构如何行为的逻辑或演绎模型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到公共预算研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模型和敦利威的官僚机构塑造模型。

当代行政改革趋势析论

依韦伯的“官僚模型”建构的传统政府,受到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潮流的强烈冲击,从70年代末起,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纷纷开展行政改革,出现了“企业家政府模型”“授权模型”和“灵活政府模型”等.当代政府的行政改革虽然取得许多重大成果,但仍有一系列问题在探索之中.研究当代行政改革趋势,对行政学研究和我国政府的行政改革都有重大意义.

试析董仲舒政治思想的进步性

董仲舒顺应时代的需要,建构了一套相对完善、比较系统的政治思想体系,它不仅成为汉代的统治思想,而且影响了中国社会达2 000多年。董仲舒政治思想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董仲舒在政治体制、文官选拔制度、治国手段、政治目标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先进思想,即使在现代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政府的市场化——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以韦伯“官僚模型”为特征的古典行政管理模式及其指导理论正受到来自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挑战。它把政府推向财政危机和不可遏制的官僚主义 ,并由此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市场取向是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这一取向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市场模式 ,即“企业化政府”。市场模式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 ,许多国家的行政改革都以其为模本。

政府的市场化——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

以韦伯“官僚模型”为特征的古典行政管理模式及其指导理论正受到来自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挑战。它把政府推向财政危机和不可遏制的官僚主义,并由此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市场取向是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取向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市场模式,即“企业化政府”。市场模式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国家的行政改革都以其为模本。

欧盟委员会的扩权与欧盟对华政策的嬗变

在2019年《欧盟—中国战略展望》发布后,欧盟逐渐调整以经济互利为核心的对华政策,中欧双方围绕意识形态、经贸投资以及科技创新等议题的分歧日益凸显。在这一过程中,冯德莱恩委员会在继承容克委员会对华政策范式的基础上,明确了新时期对华定位,启动了“去风险”进程;在保持与中国接触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和印太战略的构建。冯德莱恩委员会所推动的对华政策,不仅是欧盟结合当下供应链体系、地区安全局势和现实盟友关系进行重新研判的结果,更是欧盟内部权力格局演变和机构间竞合的产物。由于《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各机构在对外关系领域的权能划分不够明确,欧盟委员会得以凭借内部组织结构调整,发挥政策自主性,并通过与欧洲议会的协调逐步扩大其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影响力。这一发展促使欧盟将对华关系“政治化”和“安全化”的趋势日益加剧,不仅对中欧双边关系的平稳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在不同的维度上恶化中国的周边环境。

“又红又专”的政策议题是如何设置的？--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个案的一项研究

不同的政策环境给政策的议题设置提出了不同的挑战。在"新兴加转轨市场"上则表现为决策精英们必须同时面对来自政治正确和市场规律之间的张力,亦即在政策制定中做到"又红又专"。本文主张,这就必须在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之间求得一种微妙的平衡。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个案,探讨了在中央政府部委层面上的决策精英们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运作机制,让各种类型的行动者参与到政策讨论和制定当中,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政治决断,并从而实现这一点的。本文的最后还对个案的拓展意义做了讨论。

贾府的韦伯管理模式

呵呵,老外与咱老贾家竟然想到一块去了红楼梦描写的贾府,是在中国18世纪的封建时代,它的管理必然带着"中国"和"封建"的烙印。有趣的是,我们用现代管理科学的眼光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