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与官僚病相关性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理论是建立在合理性原则基础上的,韦伯对这一合理性原则的二分式运用,使得构成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不完整。现实中的官僚制并不如理论上描述的那么科学有效,官僚主义、腐败、低效率等官僚病在官僚体制中无所不在。官僚病的产生和泛滥与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的构成密切相关。

领导风格与“官僚病”治理

"官僚病"是现代社会组织所患的共性病症。从官僚体制的运行机理入手,选择适宜的领导风格来推动组织的运行,有助于消解或弱化官僚病的生成土壤,降低官僚病的发病程度。据此,出于有效治理"官僚病"的考虑,领导风格建设应解决以下基本问题:一是领导风格必须体现组织的基本责任;二是领导风格必须体现组织性质;三是必须伴随社会和组织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领导风格;四是不断进取与创新是市场经济社会领导风格必须具备的基本特质;五是求真务实,勇于践行责任。

儒法官僚法制理论争辩的当代反思与重构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对新兴职业化官僚的知识结构、品德修养、仕宦作为、守法用法进行过充分的论述和争辩。儒家"士道"期待职业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传统中国"官吏两分"、"官尊吏卑"却又"吏强官弱",论者多归咎于科举选官以诗词歌赋或经义为内容、严重脱离行政实践的选拔标准及由此导致的儒生官员的知识结构,但从根本上说,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并无真正的高下之分,官僚的气质、境界、人格魅力对行政管理的襄助,绝不在他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之下;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之间并非真的可以完全分开,公务人员的职业公德和个人私德是一个一致的、有机的整体;官吏分途、儒吏分流的制度设计使儒生直接越过低等吏职而任官,欠缺行政历练和经验,最终造成行政能力不足和"吏强官弱"。在信息化技术冲击传统科层制和行政管理模式的当代,需反思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及其构成,革新以"文法吏"式官僚为主干的官僚队伍。儒家"士道"与法家"吏道"的融合、贯通和互补,正可为此提供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