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自主性与官僚控制模式——复合型、单一性、轴心化模式的归纳及比较

控制官僚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主题。若以控制力的来源、向度和制度化水平作为分类依据,再基于对不同制度空间下控制官僚策略的比较,可以概括出复合型、单一性与轴心化这三种总体性的官僚控制模式。当代中国的控制官僚模式在权力制衡与社会制衡方面尚存在不足,需要改进和突破。

控制官僚:中国模式及其演变

控制官僚一直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国际学术界对此已有大量的知识积累与理论对话。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使得很难直接运用该领域已有的理论框架对中国控制官僚的机制和模式进行分析。从"控制"和中国背景下"官僚"的含义出发,运用概念性构型的方法,控制官僚的模式可以区分为内部约束性控制、内部引导性控制、外部约束性控制和外部引导性控制等四种类型。运用这一类型框架进行历史性的审视,可以发现毛泽东时代主要运用内外部引导性控制模式;邓小平时代发展起较为系统的内部约束性控制机制;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则综合运用了四种控制模式。综合控制模式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严重的信息困境。改变权力的单中心结构是突破困境的根本路径。

以官僚制理论看我国转型时期公共组织的管理者垄断现象

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以其科学性,严密性,准确性等特点,在工业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官僚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管理者垄断即是特权现象在我国转型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此,我们要通过官僚制的建构和超越,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对其的治理。

美国的政治衰败与“历史的终结”——福山“历史终结论”思想研究

政治衰败指的是一种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态。福山将自由民主制理解为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在稳定平衡中的结合,然而,法院和政党治国及否决制意味着美国的制度均衡已呈现功能失调。认知僵化与国家被利益群体控制是政治衰败的根源,由此导致的政府质量衰败是美国政治衰败的实质所在。应对美国政治衰败需要提高政府质量,其关键在于提升官僚自主性。政治衰败被福山视为政治发展的一种方式,可能发生在任何政体中。主张美国政治衰败并不意味着福山放弃了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

官员懒政的治理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后,尤其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面对反腐败和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有一些领导干部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把＂不干事＂作为＂不出事＂的应对之策。这一风气的形成和蔓延与＂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背道而驰,是＂四风＂问题的另一＂变种＂,其危害不容小觑。如何全面治理不敢为、不会为、不想为的懒散庸行为,使为官者想为、敢为、会为,大有作为,不仅是改革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不仅是中央层面的共识,更是民情民意的诉求。

声誉、自主性与公共卫生治理——以美国疾控中心与食品药品管理局为例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官僚自主性是衡量国家能力的重要标准。而作为美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两大核心部门,美国疾控中心与食品药品管理局也曾因其自主性而被视作官僚机构的成功典范。但是,在此次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之中,恰恰是这两个机构在初期的若干关键性失误,导致美国错过了通过大规模检测来控制疫情的宝贵窗口。本文认为,美国疾控中心与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成败俱与"声誉-自主性"密切相关。两机构此前所取得的官僚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部门声誉的成功建构,但这种部门声誉与部门形象也同时固化了它们的官僚行为模式,影响了它们的危机应对效率。

官僚主义的两种演化路径及其异同

官僚主义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现象。从思想和工作作风的角度看,当前我国官僚主义隐含着行为者的一种主观故意,这些行为者在公共科层组织中具有特定的身份和位置,其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连带后果。这些官僚主义问题总体上有两种演化路径,或者因作风建设失灵而产生,或者因官僚制端而蔓延。两种演化路径都揭示了权力行使过程以及权力行使者与行使对象之间关系的异化现象,同时也在治理主体、理性取向以及治理方式等方面凸显了国家治理的复杂面向。有鉴于官僚主义的两种演化路径,我们在国家治理中有必要防范干部队伍出现大面积的思想滑坡以及官僚自主性的过度滋长问题。

民国时期广州药物规管政策变迁(1921—1936)

药品规管是现代各国治理的核心问题。随着广州市政厅在1921年成立,药品问题也被列入当地卫生部门的一个政策议程。为什么具有现代思维的规管者要强加规范原来没有规制传统的广州药品市场,又如何规范?本文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从21世纪初回望国民政府的各种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可算是"失去的选项"?并尝试追溯广州药品规管的政策过程,考察卫生部门试图建立官僚自主性的意志及其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