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的官吏贪赃

元代官吏贪赃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中央和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一批宰相卷入贪赃浪潮。蒙古贵族"撒花"俗和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聚敛而贪赃,又在官场上层影响风气,推波助澜。尽管元朝统治者也曾制订一整套惩贪政策:即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奉使监治。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

宋代惩治官吏贪赃对策述论

宋代为惩治官吏的贪赃行为,制定了严格、详细的法律规范,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监察监督机制,并实行了有关犯赃官吏告发和包庇的奖惩政策,对遏制封建官场的贪腐之风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宋朝官吏贪赃的几个问题

宋朝官吏采取侵吞、盗窃、骗取、勒索、非法经商和受贿等多种手法进行贪赃活动,严重危及宋王朝的财政收入,妨碍了行政效能,毒害了社会风气,使封建政令走样变形,破坏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加深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农民起义。宋朝官吏的贪赃,主要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封建官僚政治的缺陷、封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以及封建剥削制度所致。

我国古代赃罪司法原则

什么是赃罪？晋代律学家张斐最早给“赃”下了定义；“货财之利谓之赃”。其言简约而概念明确，意思是以非法手段获得货财之利的叫“赃”。唐、宋、元、明、清历代刑书均有“以赃致罪”的说法。“监守自盗之赃”、“彼此俱罪之赃”、“取与不和之赃”等等写诸律文，见诸判案。元季曾把官吏贪赃之罪专称“赃罪”。

中国自古肃贪有严令

西汉：官吏因贪畦受贿，一律处死并陈尸街头示众。北魏：官吏“枉法十匹，罪之死刑”；甚至受羊一只，酒一斛一者，亦受大辟。唐朝定律更严密。《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贪赃枉法的，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处绞刑；只爱赃不枉法的，一尺杖九十，一匹加一等，三十匹处流役。

倡廉劝廉

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 辛弃疾的这两句大实话,真可以作为戒除贪欲倡廉劝廉的警句,常诵常思。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天问身边的大臣：听说有一位胡人得了一个宝珠,就在身上拉了个口子,把宝珠藏进去,有这回事吗？大臣们回答确有此事。太宗说,众人都笑话这个胡人只爱珠宝,而不爱自己,而官吏贪赃受贿被绳之以法,帝王追求奢靡而招致国家灭亡。

改革命运系于吏治

北宋后期．社会积累了许多矛盾，官民关系紧张，国势衰颓不堪，非变法不足以进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被推上了变法的舞台，并从均输、青苗、保甲、免疫、市易、保马、方田、农田水利等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变法。可这场变法终究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是因为王安石在变法中所依靠的官吏贪赃不法所致，从而败坏了变法的名声，给保守派以可乘之机。

晚日月的体制性贪腐

明代算是农民造反坐龙庭的王朝，但贪贿之风似比其他朝代更为凶猛。开国之初，明太祖也下决心惩治过贪腐，官吏贪赃60两以上，不仅一律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楦草之刑。府州县衙左侧的土地庙，就是剥贪官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官衙的公座两旁各挂一个塞满稻草的贪官人皮袋，让官员胆战心惊而清廉守法。如此严刑峻法来反腐惩贪，也许是中国君主政权反贪污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即便如此，在明太祖治下，贪贿仍未绝迹，“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连朱元璋也哀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还是明史专家吴晗说得深刻：“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朱元璋尽管是最有威权的皇帝，他能够杀人，却改变不了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