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告民”案的价值探析与制度构造

在"社会—国家"的分析范式中,"官告民"案价值合理性为:政治国家作为暂时存在的异化体,积极维护国家利益;政治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积极维护公共利益;政治国家作为法定权利的制定者,积极扩展社会权利。因此,构造"官告民"制度一方面应体现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权威及限度,另一方面应对弱者进行制度性保护。

“官告民”案件的可诉性辨析

“官告民”案件是一种新型案件 ,对此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官告民”案件不符合民事诉讼的要件 ,与国家公职人员的职能、诉讼目的等相违背 。

“官告民”的概念界说

在分析对“官告民”含义理解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公法和私法的界分,是把握“官告民”概念的维度,故“官告民”诉讼的诱因,必须是和公务行为相关,从而“官告民”是指国家机关及其领导干部以执行公务时相对人侵犯其权利为由而提起的诉讼,以及行政主体以相对人不履行义务而提起的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申请。

试论在经济执法中设置“官告民”制度的现实意义

设置“官告民”制度,是经济执法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必然要求。这一制度能有效实现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旨,防止行政机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活动的发生,是形成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制度建设。

构建我国税务机关“官告民”诉讼的初步探讨

税务机关"官告民"诉讼是指税务机关为了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保障税款征收和维护税收合法权益,依法定条件向人民法院起诉纳税人或纳税人的关联人,由人民法院审理并裁判税务争议的诉讼活动,包括税务民事诉讼和税务行政诉讼。其具有起因的涉税性、主体的恒定性、诉讼内容的综合性、诉讼标的的复杂性等特点。在我国建立"官告民"税务诉讼,既有理论基础,也有法律依据和可行性,需要在起诉条件、审理规则、判决形式等几方面加以构建。

试论行政权运行的消极失范——从“官告民”案件谈起

消极失范是由于行政主体对行政权的异化行使而侵犯了行政权三要素的完整性,从而动摇了行政权自主性的一种状态。对这种状况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一要坚持人性的理性与经验的二重性原理,充分认识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二要寻求解决行政权失范的最佳方案,用“疏川导滞”法代替“堙障”法。

“官告民”的类型化及其反思——基于已有18份案例的分析

“官告民”作为一种新的诉讼现象,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基于裁判文书网及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等网站上“官告民”案件的数据分析,“官告民”案件大致能归纳为行政协议的争议、公民义务的履行以及公共财产的维护等三种类型。“官告民”案件之所以生成,不外乎契约精神的影响、公民责任的强调以及公共利益的维护等原因。为了保证“官告民”案件的有效展开,文章从法律属性,启动条件及案件管辖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行政合同“官告民”诉讼制度的构建——从D市国土局诉SH房地产公司案说起

行政合同广泛存在于社会管理实践中。与民事合同相比,行政合同有其自身特性,如一方主体特定为行政机关、合同双方当事人地位不平等、行政机关享有优益权等。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将行政合同纠纷中"民告官"之诉纳入了行政诉讼范围,但对该类纠纷中"官告民"之诉仍未作出规定。在行政合同履行实践中,出现大量行政相对人违约以致公共利益受损的事件。因缺乏行政合同"官告民"之诉的制度设计,行政机关的合法权益并与之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无法获得司法保障。我国应当在借鉴域外国家和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行政合同"官告民"之诉的制度。

子女辍学也要“官告民”保障

日前,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所略乡人民政府大院内,巴马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对4起拒不送子女入学的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当地干部群众200多人到场旁听。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让贫困学子接受良好教育,既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我的承包地 补偿不归我?——河南省禹州市“官告民”官司背后

当今,"民告官"一直作为弱势群体维权的象征而被广泛关注,而"官告民"却往往被当作天方夜谭,因为政府似乎不需要通过诉讼途径,仅运用行政强制就可以达到目的。但在河南省禹州市花石乡,的确发生了"官告民"。案件虽然是一个农民因违规领取补偿款成了政府的被告,但背后折射的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承包地被征用,使用权人如何维护自身的权益。

治理辍学不能止于“官告民”

近日,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上泸镇竺圳村52岁的村民黄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因为女儿阿萍上学的事成了被告.据了解,上饶县已有16个镇（乡、街道）人民政府在法院调解下,与117名辍学学生家长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586名学生通过这一途径返校学习.（4月24日《中国教育报》）

“官告民”意味着什么

“民告官”已经不再新鲜，不久前，重庆出现“官告民”事件，引起了法律界和新闻界人士关注。重庆市九龙坡区含谷镇少数居民强占公房，镇政府劝说无效，将居民告上法庭。

“民告官”理念与制度的形成史考证及反思

在中国行政诉讼理论和制度发展史上,20世纪80年代末逐渐形成了“民告官”的法律隐喻,并进而构成一个法律命题,对行政诉讼基础理论和制度建构造成了锁定效果,其负面效应阻碍了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拓展。有必要从知识生成上剖析原被告角色和结构关系固化的由来及未来发展,揭示“民告官”法律隐喻和法律命题对当事人关系恒定化的塑造过程。“民告官”并不构成世界各国行政诉讼法的一个根本问题,也不是一条具有普适性的法律结论。与特定法文化和行政诉讼目的相关,“民告官”只是中国的一个阶段性的行政法政策问题。回溯行政诉讼的本质,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与解决行政争议是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两个面相,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民告官”隐喻与命题的利弊。

控辍保学“官告民”案实践检视与走向

基层政府为控辍保学直接诉讼家长的“官告民”案件已发生有三十年之久,其中2017年至2020年间,多地呈规模化发生态势。然而,整理分析案件发生以来的有关控辍保学诉讼案件报道和数据库中的判例,研究发现“官告民”取得立竿见影促学效果的同时,其夹杂的非常规操作始终未摆脱违法性,存在一定副作用。“官告民”案潮具有较强行政执法权宜性,因此,在控辍保学基本任务完成后,“官告民”案应回归正轨。

政府执法方式变革：建立和完善“官告民”制度

政府监管和法院诉讼都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放松政府监管不仅意味着给社会更多的自主和公民更多的自由,还意味着以新的社会控制方式替代传统的社会监管方式,意味着强调法院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通过诉讼实现执法从而实施对社会的控制,是政府监管与法院诉讼两种社会控制方式的结合,这标志着政府执法方式的一个重要的改革取向。建立和完善"官告民"制度,在"官告民"机制中政府行使的诉权实际上就是政府对违法行为的指控权,这不仅意味着行政+司法的新的法律实施机制的确立,意味着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结合,还意味着社会控制方式的重大变革。

民初法律移植中“民告官”的历史错位——以平政院的机构设置为视角

民初平政院是兼有行政监察职能与行政审判职能的国家机关。行政监督是继承御史的历史遗存,行政诉讼是踵式西方的法律移植,二者在平政院的并行,实以立行政诉讼之表象,掩复监察旧制之实质。究其原因,是法律移植过程中对西方法律概念的中国化诠释与对“民告官”的误解下对行政诉讼制度理解的错位。“官”未能完成从个人到集体秩序的转型,是混淆行政诉讼与行政监督的本质原因,也为正确理解现代国家行政诉讼制度提供借鉴。

“官告民”土地案判决缘何“难产”？

河北省磁县南城乡北城村南边有一块不足3亩的耕地，村委会与村民为这块地发生了激烈纷争。乡长的左腿被打伤、村委会主任的脑袋被打破。纷争持续了4年，法院一审已决胜负，二审先是维持原判，后又发回重审。是法槌维护公平。还是上访影响判案？一起简单的土地纠纷案缘何难下判决？

清末民初行政诉讼法制中的“民告官”传统遗存

在中国古代"为民父母行政"的传统行政法律文化中存在一个延宕千年的"民告官"传统。这一传统体现在"以上制下"的逐级申控制度、"从严治吏"的御史监察制度、"为民申冤"的直诉京控制度和"便民告官"的越诉特许制度等方面,其精神旨趣是廉政监督而非民权保障。"民告官"传统在清末民初近代行政诉讼法制滥觞和确立阶段仍然有不同程度的遗存。这种遗存可以从彼时行政诉讼审判机构的设立存废之争、具体制度设计和实际运行效果三个方面考察。未来中国行政诉讼法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近代百年行政诉讼法制变迁充分省察的基础之上,必须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民告官"传统的影响。

“民告官”:概念的冷思考

本文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词”与“物”的关系模式,对“民告官”概念因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制度与观念上的差异进行微观功能分析,旨在强调这种断裂、甚至偏离,将在很大程度上深化“官、民”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关系必将不利于现阶段执法为民、司法为民的贯彻实施,必将有损政府官员的亲和形象。同时,针对“语词”嬗变所带来的危机,最后提出几点消解问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