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交流与环境保护——来自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经验证据

采用2007—2014年间全国31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省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tinDifferent,DID)实证检验了官员交流对交流地区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具体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官员的交流有利于流入省区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且正向效应显著,尤其是当新流入担任省长或省委书记的官员曾经在中央机关或央企工作时。这种正向效应在短期并没有体现出来,然而长期结果十分显著。在一般情况下,环境治理的成效需要较长的时间体现,因此,官员交流带来的差异性也在相对长一点的时间后反映出来。当使用环境保护结果指标替换掉环境保护支出指标后,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地市级官员交流与地方经济发展--基于广东省(1988-2009)的经验研究

既有文献均从省级层面检验官员交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地市级官员交流的经济后果将是对既有文献的有益补充。本文利用广东省21地市1988-2009年间党政首长任职数据展开的经验研究表明,广东省地市官员交流促进了地市经济增长,即便考虑不同时期跨度、不同交流类型、不同时间阶段以及考察弱内生性样本,上述结果都显著且稳健。此外还发现,官员的跨省交流比同省交流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1999年前的官员交流对经济增长作用比较有限,而1999年后的交流对增长的作用则相当明显。

反腐败水平的决定:官员交流与独立性

"立案侦查的腐败案件与公职人员数量之比"更为准确的含义是表征政府反腐败的努力,而不是腐败水平。政府反腐败的努力一方面可以显示官员的执政能力并塑造威信,另一方面是不同力量间博弈的结果。那么这些因素会对地方政府反腐败努力程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研究表明:在中央政府推进的政治改革中,地方纪委书记的异地任职与反腐败努力程度显著正相关;纪委书记与省委书记匹配的检验则进一步发现,异质化的政治构成对地方政府反腐败努力程度的影响更为明显,反腐败治理者的独立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中国的市场一体化进程:官员交流的作用

干部异地交流制度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有助于增进横向信息交流,促进区域间的信任与合作,进而带动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实证研究表明:地方官员交流对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具有显著影响,且与官员禀赋有着正向关系。要进一步实施官员异地交流制度助推中国的市场一体化,但该制度导致的区域合作因与官员禀赋密切相关而具有不稳定性,因此要深化改革,建立更稳健的促进市场一体化的制度安排。

官员交流改变了什么?——经济增长、地区差距还是基础设施水平

官员治理的效率和质量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制度,官员交流改变了什么?目前,官员交流对政府财政支出偏好、地区经济差距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等的影响的研究仍处于空白阶段。通过对1995-2009年省级官员交流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官员交流作为一项政府治理制度受制于"行政集权"与"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在我国现阶段,官员交流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不会改善地方经济差距状况,其中平行交流比垂直交流官员的促进作用更强,省委书记交流比省(市)长的作用更突出,书记交流的水平提高1%,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提高0.197%,地区经济差距提高0.09%,长期经济增长率提升4.5%;研究进一步发现,书记任期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呈U型特征,对支出偏好和长期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发展是硬道理,长期经济增长是发展的核心,支出偏好和地区经济差距是增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通过加强官员交流水平和反腐力度、提高科教文卫投入比重、优化R&D资本投入结构和使用效率等措施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社会保障干部管理制度官员交流官员任期

官员交流业已成为我国党政干部管理体制的常态与趋势。在理论上，官员交流对社会保障影响是不确定的，同时，不同性质官员的交流任职对社会保障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本文基于2003—2012年我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任职样本与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评估我国官员交流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省长、省委书记的频繁交流任职并不利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且省长交流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强于省委书记交流对社会保障的影v向；另外，官员任期与社会保障水平呈“u型曲线”关系。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并为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和深化干部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官员交流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分析

虽然官员交流制度是我国政治治理的重要特征,但其对提高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效果并不确定。本文从微观视角分析了官员交流和交流频率影响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机理。进而基于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区省长、省委书记的交流样本,采用DEA与DID方法实证检验得出:官员交流对任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官员交流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将提高约0. 043个单位;来源地为地方的官员交流较来源地为中央的官员交流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作用更显著,尤其是来源于高经济增长质量地区的官员交流,其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推进作用最明显;官员交流频率提高会显著抑制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官员交流频率每提高1个单位,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将降低约0. 384个单位。

官员交流与经济发展——中国情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进程与其政治体制的良好支撑密切相连,其中干部治理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员交流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经济学界近十多年来进行了有效的研究。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分别提炼了官员交流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理论机制,重点探讨了官员的区际经济联系效应。这些研究丰富了公共经济学的激励理论、劳动经济学的政治劳动力市场理论,也拓展了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内在微观机制研究及资源配置的内在及微观机制的研究。中国官员交流的经济学研究仍然需要推进,特别是构建一个更具一般性和更加稳健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

官员交流对辖区教育支出影响实证分析——基于283个中国城市的数据

本文基于2005年-2008年间我国283个市级地区市长、市委书记交流的样本,构造了各市主要领导与其工作地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系统地实证分析主要领导工作交流对相应流入地区教育支出的影响。通过实证数据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地方官员交流效应因为官员所在地区不同和官员职务分工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在东部沿海地区,官员交流与当地教育支出有着不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内陆地区的官员交流,则显著扩大了相关地区的教育支出规模。进一步考察发现,这种效应主要是由主要领导交流产生的。

“开元盛世”时期的官员交流举措

唐代“开元盛世”时期，唐玄宗求治心切，重用贤相姚崇和宋臻等人，求谏纳谏，革除弊政，抑制奢靡，整顿吏治，取得了“贞观之风、一朝复业”的业绩。如果说“贞观之治”是任贤致治，那么“开元之治”也同样如此。史称，“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开元盛世”的得来，与唐玄宗善于用人，大胆地实施内外官交流等整肃吏治的举措密不可分。

促进还是抑制:环保官员异地交流与企业绿色创新

环保官员异地交流是破除环境体制障碍的关键举措。运用沪深A股非金融企业2015—2022年的经验数据,探讨了环保官员异地交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官员异地交流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表现为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总量和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均明显提高。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环保官员异地交流能通过提高政治晋升激励和加强环境合作交流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同时,不能通过加剧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和引起环境政策不连续性来抑制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当环境分权较高、媒体监督较强、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以及代理成本较低时,环保官员异地交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环保官员异地交流制度的有效性,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的环境制度因素研究,为政府完善环保官员异地交流制度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企业优化绿色创新决策以塑造绿色核心竞争力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地方治理的中介作用

基于2007—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GMM估计方法研究了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机理。研究发现,官员交流显著地提高了辖区内的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且这一影响主要来自于具有企业经历的官员交流。政企官员交流对地方治理水平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地方治理水平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证实地方治理水平是政企官员交流影响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政企官员交流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党的十八大前更为显著;与具有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经历的官员相比,具有市场经济时期企业经历的官员履新后对辖区内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强。从晋升激励的角度,证实平调型官员履新后对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更大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官员交流、任期与反腐败

中国的官员治理体制是中央政府反腐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对官员治理体制产生深远影响的是20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官员交流)制度。本文基于1998～2009年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交流样本,首次系统评估了官员交流的反腐败效应。结果发现,官员交流显著降低了流入地的腐败程度;同时,官员纵向交流与横向交流的反腐败绩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省长交流的反腐败绩效要优于省委书记交流。此外,官员任期与腐败程度之间存在U型的曲线关系。

资源禀赋、官员交流与经济增长

政府官员的治理机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那么,京官跟平行交流的官员对当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何不同?交换到不同地区官员的表现跟当地资源禀赋的关系如何?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构造了1978～2006年的官员交流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对官员自身禀赋效应和辖区资源禀赋效应进行了区分。研究表明,官员对其管辖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受到交流官员自身禀赋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当地资源禀赋的显著约束。平行交流的官员有助于地方经济增长,而京官交流有碍于地方经济增长;更进一步地,交流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对当地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而交流到不发达地区的官员对当地经济增长则有负面效应。并且,相对于京官而言,平行交流官员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更大。研究结果对我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机制有着显著的借鉴意义。

官员交流、任期与经济一体化——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

近年来,国家有意通过干部交流来促进省区间的平衡发展,国内外学者也对官员交流做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是被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还缺乏其对经济一体化影响的定量研究。本文系统考察了省级官员跨省交流及任期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交流能够显著促进国内市场整合;书记比省(市)长的促进作用更强,如果书记交流的水平提高1%,市场整合水平提高0.183%;平行交流比垂直交流的促进作用更强,高出9.52%。研究进一步发现,官员交流促进经济一体化存在时滞效应,官员任期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呈现正U型特征。研究还发现,官员交流对一体化的影响在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对东部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本文是对已有理论文献的拓展,从实证角度验证了已有理论的正确性,并对我国官员治理制度的完善提供一定的证据支持。

官员交流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以地区招商引资为例

中央对地方的考核已从"唯GDP"逐步过渡到"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而是否将地区GDP增长率作为考核指标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进而影响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官员交流制度是中央针对地方官员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其能否在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文章以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和政府补助的相关关系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衡量指标,分析了官员交流制度对地区招商引资行为的影响以检验其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官员交流制度的实施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通过股权投资获得政府补助的行为;第二,无论是垂直交流官员还是横向交流官员,其任期越长、地区资源禀赋越好,上述抑制作用越明显;第三,官员交流可以显著抵减政府补助对企业业绩的负向效应。文章证实了官员交流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引导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有助于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官员交流与FDI区位选择——基于省际区域FDI的空间计量分析

虽然经验表明,各地区最高长官对当地的招商引资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力,但至今仍未有相关的实证研究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利用1994至2006年各省区省长(书记)交流的详细信息,采用高阶滞后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官员交流效应"对中国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官员交流对吸引FDI流入有着显著影响,但其影响因交流官员的来源和流向不同而异:平行交流的官员及交流至发达地区的官员对当地的FDI流入有正面效应,而中央下派的官员及交流至不发达地区的官员对当地的FDI流入则有负面效应。

官员任期、交流与服务业发展:自1994～2012年数据观察

利用1994～2012年各省（区、市）任职的党政一把手的个人信息及服务业发展的数据．实证检验省级官员的任期限制和交流对地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官员的任期限制总体上对地方服务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且两者呈倒U型的关系；官员交流对服务业发展也有正面的影响，但在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基于此，应稳定省级高级官员的任期，在．任期内给予其明确的激励目标和预期指引；防止官员交流中官员行为的短期化和形式主义。

官员交流与经济增长

文章运用契约理论的方法构建理论模型,从官员激励的角度分别研究官员交流制度和官员留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交流制度比官员留任制度更能有效地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经济增长也更快,原因在于:在官员留任制度下,官员的绩效一直受地区情况的影响,而官员交流制度则可以采用相对绩效比较,剔除了地区情况对绩效的影响,降低了地方官员承担的风险,因而更容易激励官员提高努力程度以促进经济增长。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官员交流制度激励地方官员的作用机制,加深了我们对官员交流制度的认识,同时为官员交流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官员交流与国有企业控制权的合理转让

官员交流制度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一项重要安排是否有助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行,以实现国有企业的有效治理呢?以2004—2016年控制权发生变化的478例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官员交流制度对低效率国企控制权转让概率的影响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官员交流会显著增加低效率国企控制权的转让概率,这一结论在区分不同交流官员类型后仍然成立;官员交流期间实现控制权转让的低效率国企,其经营业绩在转让后得到显著提升,从而达到有效治理目标;机制分析表明,如果低效率国企控制权发生变更前,企业所在省份的省委书记任期越长,那么交流官员任职后,其控制权被转让的概率越大。由此表明,官员交流有助于打破政企合谋“关系网”,有利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