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变更、政策不确定性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

土地财政因对土地出让依赖过多而备受关注,并认为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原因。而地方主政官员变更可能会对辖区内的土地出让产生影响。为了检验该问题,本文基于2008—2016年我国地级市长和市委书记数据,结合微观住宅用地交易数据,研究官员变更对住宅用地出让价格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官员变更降低了辖区内的住宅用地出让价格;(2)官员异地调动、非正常变更和长期任职的官员变更对当期土地价格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而市场化水平将弱化其负向影响;(3)地方官员上任后将推高土地出让价格,而且经济增长压力对其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变更会对辖区内住宅用地市场产生显著影响,为理解我国的土地市场价格波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政策不确定性与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基于官员变更频率的视角

土地出让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利用“压低工业地价、抬高住宅地价”的方式发展地方经济,导致不同用途的土地出让价格之间形成巨大的“剪刀差”。地方政府官员变更频繁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将影响土地市场价格波动。基于官员变更频率的视角,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2009—2018年中国21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对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1)官员变更频率增高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将显著减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2)这种政策不确定性对土地出让价格“剪刀差”的影响呈现区域位置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3)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随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呈现政治周期性;(4)引入政企合谋变量后发现,官员变更频率越高,越能够通过削弱政企合谋效应的机制减小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剪刀差”。据此提出,应完善官员治理制度,规范地方政企关系;推进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激发土地市场活力。

地方官员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地方官员变更会导致相关政策的不连续,并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文章利用2007～2015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公司所在地区市委书记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公司所在地区市委书记发生变更时,会计师事务所会提高对公司的审计收费,表明审计师会将客户所在地区官员变更所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视为一个风险标志,进而通过提高审计努力程度或者收取风险溢价来应对这一风险。并且,上述影响在与地方政府关联不紧密以及盈余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监管强度在官员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研究提供了官员变更对审计费用影响的经验证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治环境对审计行为的影响。

审计具有保险功能吗——基于政府官员变更的自然实验

本文选择2003—2013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具有外生冲击特性的市级政府官员变更作为切入点,研究政治不确定性对公司收到审计意见概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验证我国审计是否具有保险功能。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政府官员变更将会提高审计师对其辖区内公司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但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后,该结果仅在市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市级政府官员变更使得企业风险水平上升,同样,该结果也仅在市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审计师会因外部政治不确定性增加带来的企业未来风险增加,而提高出具非标意见概率。这支持了审计保险假说,检验了中国资本市场相关审计诉讼法律制度的政策效应。

政策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治理——来自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时代的鲜明主题,但改进企业环境治理绩效仍然任重道远。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官员变更将对企业环境治理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由地方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水平,而政治关联会抑制企业环境治理水平,企业可能通过政治关联来削弱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在考虑官员异地调任、企业所有制性质、地理区位等因素的条件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此,应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力度,减少政企合谋空间,并完善领导干部跨地区交流调任制度,突出绿色绩效在官员绩效考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机构持股、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

本文以2013—2018年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级市市委书记变更数据,对地方官员变更和机构持股对创业板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与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分析机构持股在地方官员变更与真实盈余管理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变更显著加剧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机构持股能显著抑制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机构持股显著削弱地方官员变更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性。

地方官员变更与债券市场风险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考察地方政府行为性因素在债券市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以地方政府行为作为切入点,基于中国信用债市场与地级市官员数据,考察因官员变更导致的地方政府行为非连贯性对债券市场违约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官员变更会导致债券市场违约率上升,且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在官员任期较长、透明度较低、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更为明显。中国债券市场存在政府兜底行为,城投债拓展了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兜底的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债券市场违约样本中,官员变更年度的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均高于未变更年度,说明原有政企关系使一些财务质量不佳的企业留在了债券市场。研究结论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官员变更与政策不确定性:一个综述

在以政府官员主导的发展模式中,政府治理问题是当前经济转型和改革的重要问题。文章以现有文献为基础,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政治激励下地方官员变更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和具体的作用机制,以及官员变更常态化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对财政政策和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最后指出如何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确保政令连续、决策连贯的基本要求,是今后将要重点解决和关注的问题。

地方官员变更、经济压力与企业环保投资

利用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地方官员变更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经济压力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市委书记变更对辖区企业环保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在变更当年,企业环保投资显著下降,但这种负向影响不具有持续性;当地方经济面临较大压力时,市委书记变更与企业环保投资的负相关性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变更引发的环保投资减少现象主要发生在民营企业。而且,当新任官员较为年轻或外地调任时,其辖区企业的环保投资下降较为严重。此外,地区特征、行业特征和环保压力等因素也会发挥调节作用。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创新——基于融资约束和创新贡献度的路径探寻

本文在构建数理模型理论分析官员变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基础上,运用2005-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该问题进行了经验验证。研究发现:(1)市长变更、市委书记变更或者两者任一变更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水平。(2)新任市长是异地调任时,加剧了这种负向影响;新任市长与省级领导是同乡或前任市长升迁,缓解了这种抑制效果。(3)在中介效应方面,地方官员变更通过提升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创新对业绩贡献度来降低企业创新水平。(4)在调节效应方面,市场化程度、企业性质以及行业性质显著影响了官员变更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有鉴于此,在官员变更期间,应加强政策的连续性,降低辖区内企业的政策不确定预期风险,从而减少因政策环境变动所造成的创新水平的下降。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金融化--基于地级市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数据

地方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它如何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本文以2007~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地方官员变更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变更会显著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投机”动机,从而抑制企业金融化。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控制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地方官员变更导致企业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和外部融资约束削弱了金融资产配置的“投机”动机,从而减少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民营企业、经济发达地区,地方官员变更的影响更强。本文从宏观环境方面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助于明晰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经济后果,并为采取合理的保障措施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策不确定性、财政扩张与区域商业银行风险--基于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和银行业的证据

文章利用2007-2017年我国93家区域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并结合省级宏观经济数据和地方官员变更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了区域商业银行风险;(2)地方官员变更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而不确定性时期的财政扩张,通过降低银行资产收益率增大了商业银行风险;并且财政扩张的负面影响大于政策不确定性的正面影响;(3)各省的市委书记发生职位更替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区域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更大。文章研究为新时代背景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之间的联系提供参考。

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创新?——基于地方官员变更视角的实证分析

官员变更引发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创新水平。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面板Logit模型进行考察分析,研究发现:(1)官员变更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水平;(2)新任官员是异地调任时,这种抑制作用更强;(3)新任官员与省"一把手"同乡或前任官员升迁时,这种负向影响越小。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市场竞争度越高的行业、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以及在国有企业中,官员变更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受到弱化;官员变更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在管制性行业内得到强化。

官员变更、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

地方主政官员频繁变更势必引发政策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进而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主政官员更替刻画的政策不确定性抑制当地企业创新,而官员任期刻画的政策连续性则有利于当地企业创新。政策不确定性和连续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依赖于企业所有制形式、企业规模、创新类型、地区市场化程度、行业技术水平。

地方官员变更、财政支出波动与企业系统性风险

地方主要官员变更引致的财政支出波动会对地方经济环境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加剧当地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笔者以2006-2016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了官员变更引致的财政支出波动及其对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变更会显著影响当地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财政支出对企业系统性风险存在积极和消极双重效应,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系统性风险受到财政支出波动的影响较小;提高城镇化水平有利于缓解企业系统性风险。

地方官员变更与新增创业投资

由于官员的个体差异,地方官员变更常常导致当地的政策环境不稳定,影响创投决策。利用2002—2016年地方官员履历信息及创业投资事件,实证检验了地方官员变更对创投机构新增投资活动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1)地方官员发生变更导致当年该地的创投机构新增投资显著下降;(2)司法环境放大了地方官员的变更对创投新增投资的不利影响;(3)当地方官员因非常规原因变动或新任官员来自外地时,创投新增投资的下降更加明显。相关研究为创投领域提供了政治经济学视角。

地方官员变更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空间范围——基于政企联盟重建的逻辑分析

文章运用政企联盟重建这一理论对政企双方行为进行分析,完整的解释了我国官员变更对企业投资影响所呈现出的区域、层级及所有制特征,利用2003-2012年沪深两市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官员变更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呈现区域性、层级性特征。省委书记变更省委书记变更不会对全省的企业投资产生显著影响,但导致省会城市的企业投资明显减少,对省会城市影响高于非省会城市影响;市委书记变更对市区企业投资影响显著高于对县区企业影响。(2)省委书记与国有企业建立的紧密联盟会突破本地性特征,延伸到外地,而省委书记与民营企业建立的默契联盟则具有明显的本地性。文章研究丰富了官员变更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相关文献。

“时移势迁”下的分析师盈余预测——基于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分析

本文手工收集了2006—2016年我国各地级市市委书记变更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官员变更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市委书记变更会显著降低分析师对当地上市公司盈余预测的准确性,而且,相对于本地升迁,外地调任的市委书记对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显示,地方官员变更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对于处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国有企业和政府管制行业的上市公司更加明显。路径分析表明,官员变更加大了企业的经营不确定性,进而降低了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准确性。最后,我们考察发现在官员变更去向为晋升时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更显著。

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地方官员变更视角的实证分析

地方核心官员变更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给股价波动带来重大影响,故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分析地方官员变更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将显著增大企业股价崩盘风险,且这种关系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周期性,并在新任官员来自异地的样本中更显著;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显著;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别。该结论揭示了由于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与资本市场的内在联系,为科学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

中国资本市场股价波动性研究——基于我国证券监管机构高层官员变更的案例

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股灾",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对于风险的掌控能力存在明显不足,与此同时,我国监管机构的"人才危机"也逐渐暴露出来。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对资本市场监管及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不成熟阶段,监管机构高层官员变更带来的政策不稳定会影响资本市场预期,同时不成熟的市场对预期变化会产生过度反应,市场交易规模发生相应变化,引发市场非理性波动,导致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