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官员型”高管、公司业绩和非生产性支出——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考察了国有上市公司的最高管理层——董事长和总经理,其过去是否具有官员经历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1)"官员型"高管会损害公司业绩;(2)基于组织任命约束下的政治目标和个人利益追求,"官员型"高管会把更多的资源配置在非生产性活动上,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非生产性支出,产生了更大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政府干预下的人事控制扭曲了正常的企业高管激励机制,损害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地方政府政绩诉求、“官员型”高管安插与政企关系动态调整——基于企业异地并购的调节作用

以2008—2014年发生异地并购事件的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三方面诉求,如何干预企业的人事结构安排以及如何主导政企关系的动态调整,并综合考虑企业异地并购行为对三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经济和政治诉求是政府干预企业内部人结构安排的主要动机,企业可通过异地并购有效避免官员基于个人政治晋升动机与企业内部同源代理人建立政治联系;(2)"官员型"高管比例越大,政企关系越为密切;当面临较小的政治晋升压力时,政府会放宽对企业的收益分配权,疏远与企业直接的政企关系,且这种调整不会受企业异地并购行为的影响,但会选择通过安插"官员型"高管,达到掌控企业的目的;(3)"官员型"高管是拉近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桥梁,但此种密切的政企关系会损害企业经营效率;企业可以通过异地并购方式,逃避政府掠夺,规避政企关系给企业带来的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