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守法的西方思想源流考

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定的一致性是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体现。政府能否坚持法律至上,官员能否守法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成败。古往今来的西方思想家对官员守法问题论述颇多,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晚近可回到美国著名法理学家朗·富勒。西方思想家对官员守法问题的探讨对我国当今的法治国家建设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西方思想家对官员守法问题的思考

近代以前的西方思想家论官员守法古希腊是西方法治理念的开端,也是官员守法思想的发源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从建立一个善良城邦的角度,强调官员遵守法律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谁最服从法律谁就应当担任国家的治理者。西塞罗吸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进一步拓展官员守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认为国家不仅是个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官员只不过是会说话的法律。中世纪,阿奎那吸收各家之长,对其进行神学改造,将人们守法披上神学外衣,强调君主也要受到制定的法律的约束。这些论述为近代启蒙思想家深入阐发官员守法思想奠定了基础。

法治文化之要义及其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建构

本文主要通过重新梳理法治文化的核心含义来探讨当代中国语境下法治文化的建构与培育问题。在将法治概念的核心确定为官员守法,将文化界定为一定范围内较为同一、稳定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后,本文将法治文化分为五个层次,其中官员守法文化处于核心层,而公民监督官员守法的文化最为关键。以此为基础,文章讨论了法治文化建构的基本方略和具体方法,最后梳理总结了加速形成共识、彻底批判人治、以官员守法为突破口、加强民间监督、保证依法裁判等加速建构和培育法治文化建构的五个战略要点。

革新法治的孝公难题

古今中外的法治类型可以概括为"守成法治"和"革新法治"。《商君书.定分》中的"孝公难题"提出了革新法治建立的三个基本难题:革新立法的溯及既往、法治权威的时不我待和执法官员的违法乱纪。当代中国与商鞅变法时期面临的相似的现代性挑战和制度建设目标,使得理解、思考和回答孝公难题对于当代法治理论的建构和法治实践的发展具有了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