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监察官员选任制度述论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封建王朝,其政制虽以承继唐宋政制为基础,但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在选任监察官员方面自然不会例外。本文着重对元代监控机制的台谏合一;宪职编制的扩大;品秩权力的提高;宪台自选权的争取;选任高层宪官偏重种姓家世,而中下层宪官则偏重才力;宪职之久任以及宪官考核、升转制度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论证。对其利弊得失也作出中允的评价。这对于认识元代政制的特点以及我国历代监察制度的承继与发展的相互关系是有意义的。

近代中国官员选任制度及其得失

近代中国在官员选任制度上，借鉴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参酌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经历了一个官吏管理制度近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科举取士制公开招考，公平竞争的基本精神，制约有力的管理体系，文官考选制强化对官员选任制度的法律保障，实行考试录用官员以及根据国家建设和履行职责需要确定考试内容、方式等，为今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同时，这些制度中存在的严重弊端，使它们被自我否定或无法实际实行，也给我们以警示。

“大唐盛世”下的官员选任

唐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三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为避免重蹈隋亡覆辙,革新政治、励精图治,使唐朝在他们统治时期国家政权巩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开创了备受后人称赞的"大唐盛世"。三位帝王开明的用人思想、正确的用人策略,为唐王朝成就盛世大业提供了人事保障。

官员选任与南汉政治变迁

官员选任是重要的管理制度,不仅事关国家权力分责,而且涉及整个政治集团的兴衰盛败。五代之际,南汉官员选任制度颇具特色。先从南渡士人、中朝使节和岭表旧员中择官,后定科举为国策,架构百官规模,重用文臣,打破武人任刺史的陈规。从南汉官员选任,不仅可以窥探南汉政局的发展变迁,而且能够梳理唐宋之际官员选任制度的变更。

“贞观之治”下的官员选任

历览古今兴衰事,成败得失在用人。用人问题,历来是一个关系到政权存亡、国家兴衰的重大问题。唐太宗对官员的合理选任,为唐王朝成就"贞观之治"提供了人事保障。研究"贞观之治"下官员的选任,吸取其成功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当代正确地选人、用人和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恶弱水土”员阙与宋代两广官员选任

自然环境、交通、文化、财政等因素导致宋代愿意赴任两广任官的士人稀少,符合资格的官员数量不足。在出现长时间无人愿就的窠阙时,朝廷不得不将部分选任权下放到两广地方;当地方任官制弊端丛生时,朝廷又试图将选任权收归吏部。两广缺官的现实迫使朝廷降格以求,提供任官优遇条件,并实行辟差法、摄官法、定差法等特殊选官政策。特殊选官政策虽然带来了新弊端,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选任困难,解决了两广缺官问题。

从官员选任看范仲淹的廉政思想

范仲淹善择官长、选贤任能、厚禄养廉、严于考核的选官思想，对于今天践行科学发展观、搞好廉政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元代济宁路的官员选任——元代投下治理考察之一斑

元代济宁路是弘吉剌部世袭食邑封地,其官员选任具有投下的特征。济宁路达鲁花赤多为蒙古弘吉刺部家臣,汉人世侯亦得跻身其中。入元以后,随着汉法的推行,济宁路达鲁花赤亦有以流官充任者,并加相应散官衔与加衔,这些都反映了元朝对投下达鲁花赤选任的规范。在济宁路管民官的选任上,以汉人、色目人为主,南人亦得跻身其中;从出身上看,汉人世侯在金元之际占据一定比例,随着汉法的推行,济宁路管民官的选任与迁转逐渐规范。从济宁路官员的选任可以看到元代投下治理的若干特点。

辽代夷离毕院官员选任研究

夷离毕院是辽代掌管契丹族刑狱的重要司法机关,本文从官员的家庭出身、入仕途径、任职时期以及官员个人特点等4个方面分析了夷离毕院官员的选任。通过统计,契丹贵族在所有官员中约占53.4%,在夷离毕院官员的选任中占有绝对优势。世选制和内官入仕是夷离毕院官员选任的两种主要方式。夷离毕院官员的选任主要集中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另外,由于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殊性,夷离毕院官员的选任对于官员个人的思想品质、专业素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

民国初年官员选任制度探析

民国北京临时政府组建过程中,既要按照规制接受南京临时政府人员,同时还要对前清部院诸多人员进行妥善安置,新旧与南北矛盾并存,又杂以党派冲突、东西竞争,选才用人情况相互纠葛,纷争不断,十分复杂。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选任制度和法规的缺失,各部总长用人毫无一定标准,以致内阁的成立及运作都显得步履维艰。

官员选任中的“黑马”现象透视

对官员选任中的“黑马”现象进行棱镜透视，可以发现其更为生动地折射着愈来愈浓烈的人民参政意识，更为突出地反映了官员才能专门化与复合化既对立又统一的时代要求，更为深刻地体现了人们对依法治权贯彻力度的质疑，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科学举荐与公选相结合的选任制度的要求。推动和实现由“黑马”向“白马”的转变，要从党政干部主观心理认同的层次改变人们对于“黑马”的认识，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随整个社会利他主义观念的确立来徐图解决，更有待于人类社会由自觉状态向自为、自由状态的跨越来最终实现。

金代益都府官员的选任及其治理

作为金代山东东路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益都府官员的活动对于当地的发展至关重要。从金代益都府官员的任职情况来看,以世宗、章宗和宣宗三朝所选任的官员人数为多。金代益都府官员的籍贯所属区域,主要分布于齐鲁地区和燕云地区,尤以山东东路居多。金代益都府官员的入仕途径大致可分为六种:恩荫、科举进士、军功、世袭、出职、归降。对金代益都府职官的选任及其活动进行整体考察,可以窥探金代益都府地区的政治治理情况。

清代监察官员的选任、管理及对现代监察建设的启示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在这一时期达到完备。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一 时期监察官员选任、管理制度的探讨，对当前的监察制度建设有所借鉴。本文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清代的 监察官员的选任、管理制度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作者借鉴历史对当今的监察制度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认为应 保持监察系统的独立性，加强监察立法，严格对监察干部的选任、管理等等。

吏治传统嬗变视野下官员廉治方式的重塑

在对古代治吏体制进行批判与借鉴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古今政治形态、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嬗变,正是基于这些社会背景的更迭才促使我们在官员政治伦理培养和廉政监督模式、官员选任机制上面临着与古代不同的理念重塑和机制重构。立足古今治吏背景的不同,只有将古代治吏经验注入新的价值,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框架内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实现官员政治伦理与责任形式的重塑,廉政监督理念与模式的重塑,官员选任理念与模式的重塑,从而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才会为当下中国重塑官员廉治方式提供有益资源。

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研究

明代府州县政区分等制度,初以税粮多寡定政区等第,从而决定官员品级的不同。洪武十四年(1381),又根据税粮、地理位置定繁简之例决定官员考核。嘉靖年间,杨允绳提出按照府州县政务繁简、地方边腹、道里冲僻,分三等授官,至隆庆元年(1567)统一划分政区等第为“上中下”三等。根据《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对明代府州县“繁简”情况记载的统计,冲、疲、事繁、赋役繁重之地多集中在南直隶、北直隶、江西等省,其中运河沿线的府州县尤为突出。实际运行中,明后期多以官缺“繁”“简”来决定官员的选任,但在掣签法实行之后,根据政区等第授官的制度并未继续执行。明代政区分等制度对清代产生较大影响,明清两朝政区等第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相似性。

中外选人用人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启示

从中国传统官员选任制度到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虽然其形成、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境遇不同,但都以选拔优秀人才委以官职为目标,并探索制定了一系列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以及绩效考核、任职回避、见习、惩戒等制度,以保证官员选任制度的严肃公正,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历史教训。

元代委任劄付略论

劄付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元代选官的灵活性,因此探究委任劄付对考察元代选官制度有着重要意义。作为委任文书的劄付,承袭金代旧制,并有所发展。其体式经历了由内容极简到渐趋丰富的过程,其书写多用八思巴字,汉文译注。其颁授机构不限于中书省和行省,尚包括内外百司以及投下机构等。所受劄付者有军官总把、百户和奥鲁千户,地方巡检、杂职官员和高级吏员。部分路、县级行政官员使用劄付委任,多是非常时期的临时举措。劄付与宣命、敕牒、付身构成了元代官吏委任文书体系。

穿令断律:张家山汉简《功令》的笔迹、年代与编纂

前言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开篇,太史公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太史公所读之《功令》,早已在史籍中淹没无存,直至20世纪居延汉简的发现,才逐渐重回读者的视野之中。^(1)与以往的断简残章不同,张家山三三六号墓中首次出现完整的《功令》竹书——作为珍贵的汉代令集实物,它对了解西汉早期政治制度、官员选任、法令编纂、郡国建置等方面有着不言而喻的学术意义。

论清代“苗疆缺”的演变——以贵州省所属文官为中心

"苗疆缺",是清朝为加强边疆治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官缺。这是集选任方式、历俸办法与升转规则为一体的选任制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就贵州省而言,康熙中期,经科道、督抚奏请,订立在外调补和三年即升之例,苗疆缺初步创设。后因朝廷用人理念变化,制度被迫中止,然不久即于雍正中期重新订立,并分为三年即升和五年即升,苗疆缺正式订立。迨乾隆中期,为区别苗疆形势,再次延长历俸时间,改优升为久任,苗疆缺最终定制。这是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朝廷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对边疆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与久任之期相距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