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博弈第四条道路 警车为大老板开道

12月4日，高速公路上，张师傅乐呵呵地驾驶着大货车——前方，一辆警灯闪烁的巡逻车正为他开道。

论清末《破产律》施行过程中的官商博弈

20世纪初正值中国金融风潮频发之际。各业的破产倒闭,给地方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清廷为了妥善处置此类事件,在西法改革思潮下制订并颁行了《破产律》。围绕此律,商人群体同官府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进行多次互动和博弈,并深刻影响了商人法律理念的进步及其对破产非正式制度的构建。

战后所得税稽征与官商博弈(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内战火重燃,为满足巨额的财政支出需要,增加税收收入,国民政府频繁变更所得税的稽征方式,所得税逐渐沦为国民政府筹集战费的工具。政府与商人团体围绕“恢复查账”“标准计税”“六倍估缴”等问题展开激烈的博弈与较量。简化稽征是国民政府在特殊形势下采取的一种权宜变通之举,虽然简化稽征降低了征税成本,提高了征税效率,但是破坏了所得税制的公平合理原则。简化稽征不仅未能达到“简化”的效果,反而激起纳税人的极力反对与抵制。同时,国民政府以行政命令方式代替税法的做法,不仅破坏了所得税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且进一步激化了征纳双方之间的矛盾,使纳税人对国家税收产生排斥心理,政府陷入严重的税收信任危机。

近代盐务就场征税制改革与官商博弈

近代以来,通过改行就场征税进而推行自由贸易的盐务改革,因其旨在破除专商引岸,常常被认为是盐务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但从晚清就场征税被提出,到新盐商张謇为拓展盐业销路、抗争传统盐法束缚而逐步推向全国的盐务就场征税改革,再到丁恩引入印度经验,试图废除专商,推行就场征税、自由贸易改革,都反映了商人的利益需求如何作用于政府、官员而影响盐务改革的走向。南京国民政府《新盐法》的通过,可谓是就场征税实现了国家立法,但伴随着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商人之间不断的利益博弈和共谋,最终将就场征税限定在立法层面。不同时期,政府本着盐务改制以挽救财政,却不断因官商利益的结合或冲突等制约因素使改制偏离轨道。在官商博弈过程中,终因国家政权尚未高度统一而使实际掌握盐业经济的旧盐商暂居上风。

“预留房”涨价后的官商博弈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开发商利用房产优惠贿赂官员的案例屡见不鲜。由于这种贿赂交易相对隐蔽,一些贪官乐此不疲。一般而言,贪官购房大多会按照开发商同意的优惠价格一次性成交,贪官一手交钱,开发商一手交房,从而完成表面上看似双方自愿的贿赂交易。但也有例外的,本文主人公佛山市南海区政协原主席张辉明就因与开发商讲好优惠价格后未及时办理购房手续,并在房价上涨后遇到了被开发商加价的忌外.

官商之间的轮船招商局(1872-1949)

晚清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以李鸿章为主导的洋务派官员先后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创立了一批近代新式企业,以求救亡图存。轮船招商局从1872年创立之初,便承担了与外商争利、保护本国航运业的民族使命,同时也享受了政府给予的诸多便利。从晚清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轮船招商局经历了官督商办、商办和国营三种组织形式的更迭。基于不同历史时期招商局的产权变更来研究当时的官商博弈,并分析产权变更对利润分配和人事管理制度的影响,可以发现由于产权模糊,在利润分配上招商局一直存在官方勒索、私人侵吞的现象;在人事管理制度方面初步表现出科层化、专业化的特征。

国际竞争视角下的产权制度与大国兴衰——一个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本文试图为解释大国兴衰提出一个基于非中性产权制度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经济学现有的国家兴衰模型大都是内生增长模型。我们将国际竞争环境这一关键的外部变量引入到理论框架中。本文的分析假定:在开放条件下,民族国家为基本竞争单位,长期经济增长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首要目标,大国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或受制于外部环境。我们尝试从商人集团与统治集团的合作方式入手,阐释大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得失。本文认为,以长期增长为核心的国际竞争,其实质是大国非中性产权制度之间的竞争。在开放世界中,特别在大国经济"起飞"阶段,商人集团和统治集团之间形成"收买型"合作,并由此建立倾向于生产性集团的非中性产权保护制度对大国崛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