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官奴婢和漢文帝刑制改革

在秦代,幾乎所有的罪人被處以無期刑徒,即成爲官奴婢,這種刑罰制度不能對無限制增長的官奴婢的數量作適度的調節。尤其是國家所需要的勞役刑徒的勞動力是隨時變化的,僅通過把官奴婢出借給民間或讓隸臣妾自己維持生計的方式很難適度地調節勞役刑徒的勞動力。最終不可避免地要通過賣出和買入來調節官奴婢的數量。另一方面,漢初施行的土地制度也經過繼承、贈與或買賣的過程,逐步地被大土地制度所取代,在這一過程中盛行的人身買賣暴露出了官奴婢賣出系統的弊端。官奴婢賣出系統的瓦解很難對勞役刑徒的數量進行調節,最終將導致官有勞動力的過剩狀態,即官有勞動力的閑置。

论唐代的奴婢

本文拟就整个唐代奴婢的发展趋势以及形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作些探讨。

对西汉收孥法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的商榷

一、西汉废除了收孥法吗? 收孥法又称收,收录,收事,或籍没,籍家,籍门。司马贞曰:“收,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或“谓籍没其一门,皆为徒隶”①,所以收孥法是一种有关将罪犯妻子家人没入为官奴婢的残酷刑罚。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曾与群臣讨论收孥法的得失;随即下了“尽除收律”②诏令。有人认为,“收孥法自汉文帝宣布废除之后直至西汉末始终没有再执行过”,“西汉确实废除了收孥法”③。作者的主要依据,只不过是严延年、朱买臣,韩延寿和王章等案的四条史料。我们认为,仅仅依据上述四起没有籍没罪犯家属为官奴婢的案件,就断然作出西汉二百年间“确实废除了收孥法”的结论,似有以偏概全之嫌。

唐代律令中的贱民略论

本文对唐代律令中贱民在人格权、身份权、财产权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论述，对于从法律制度上了解我国中古时期社会不平等结构。

《唐律疏议》中所见的社会等级

本文从分析《唐律疏议》对每种人所作的各项规定入手,根据封建特权与基本权利的有无及强弱程度把唐代社会的各种人分为四个等级,并为之定名:帝后等级——享有无限特权的等级;应议请减赎当免者等级——享有有限特权的等级;凡人等级——无特权,但享有起码权利的等级;部曲奴婢等级——连起码权利也不享有的等级。

从古代罪人收奴刑的变迁看“隶臣妾”“城旦舂”的身分

《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以后,史学界同志在探讨“隶臣妾”身分问题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古代的收奴制度问题。主张隶臣妾身分为“官奴婢”的同志认为,“将罪犯收为奴婢的制度,在秦以前早已有之,秦律只不过沿用了这种制度”;持隶臣妾为“刑徒”说的同志则认为,“在古代社会,有些刑徒可能是奴隶,但并不一定所有的刑徒皆为奴隶”,“隶臣妾仅仅是一种刑徒,他(她)们并不是官奴隶,也不相当于奴婢”;还有几位同志把秦律中的罪犯二元化,主张“隶臣妾”是奴隶,“城旦春”是服刑六年的“刑徒”。显然,这些同志一致认为秦代依然存在着收罪人为奴的制度。

秦汉族刑、收孥、相坐诸法渊源考释

秦汉王朝为维护君主专制即“一人独裁的政权”于不坠,制订了一套严酷而完整的刑法。而族刑、收孥、相坐诸法则是依据上古“圣帝明君”的“古典”撰次而成的。笔者对上述诸法的内容及其实施状况,曾作过一些探讨。本文拟对这一“由来久矣”的“古典”法制的源流再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并探究一下先秦“圣帝明君”实施族刑、收孥、相坐诸法的情形。 族刑、收孥、相坐诸法,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特点的落后、野蛮的刑罚,它产生于先秦时代奴隶制国家国君对不服从命令或犯法臣民的“罪罚”。恩格斯说:“

“隶臣妾”与“公人”

《云梦秦简·秦律》出土后,学术界曾就“隶臣妾”的身分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由于秦律本文未见关于隶臣妾及其他刑徒服役期限的明文规定,加以争论各方对秦律刑、罪序列的认识又很不一致,所以对秦刑徒是否有期及刑徒是否属官奴婢身分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出公认的结论。1975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古佚文《守法守令十三篇》中的一条关于田税的令文涉及战国初期齐国的刑罚体系和“公人”的身分,对说明“隶臣妾”的身分很有助益。兹移录于下并略加分析: 卒岁田少入五十斗者,口之。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

略论杂户“贱民”等级的消亡

杂户作为封建制度下的被剥削阶级中的一个特定阶层,始形成于十六国时期,它是当时各族统治者从被征服诸族中掳掠而来的,以军事方式管理并随军服役的一种特殊户口,时又称营户。到北朝,杂户转为隶属官府,供役于诸司,并被确定为“贱民”等级,同时其来源亦从被掳人口变为由罪犯充配。至隋唐时朝,杂户又有很大变化,特别是到唐代,作为“贱民”中的一个等级,它渐趋消亡。关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杂户的情况,我已另文讨论。

略论秦代隶臣妾的身份问题

将罪人罚作隶臣妾,是秦代主要刑罚手段之一,但其具体内容,史籍阙如,以致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认为,隶臣妾这种刑罚,“是秦所无”(《刑法分考》)。云梦秦简出土,一批有关隶臣妾的秦律条文,重现于世,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开展了对隶臣妾身份问题的讨论,焦点集中在:隶臣妾是刑徒;还是官奴婢,尚未定论。刑徒的标志,在于被剥夺人身自由,官奴婢的标志,在于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确定隶臣妾的身份,应该从人身自由程度和经济地位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隶臣妾”的身份复议

关于《睡虎地秦墓竹简》(以下简称秦简)所记载的“隶臣妾”的身份问题,史学界已作了不少的研究,但是颇有歧见,或以为“隶臣妾”只是“官奴隶”;或以为“隶臣妾”仅仅是一种刑徒。笔者觉得上述两种看法皆有可取之处,但都不免失之片面。“隶臣妾”的身份是十分复杂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下不揣浅陋,提出自己的意见,以就教于同志们。

宋代的奴隶

在中国的历史上,奴隶劳动并未随着奴隶制社会的灭亡而全部被埋葬。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相当迟缓,其残余曾在封建社会里长期留存并发挥影响,在某些时候,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一些社会发展落后的民族相继入主中原,奴隶劳动作为封建经济的补充物再度得到较大规模的流行,影响所及,使南方的奴隶劳动也有一定的兴盛。唐代,奴隶劳动支配的经济领域大大缩小,最明显地表现在均田令规定奴隶不再授田。

釋唐令“女醫”條及其所藴之社會性别觀

天一閣藏明抄《天聖令》殘本所存《醫疾令》之末,附有宋已'不行'的唐《醫疾令》佚文,其中第九條爲:諸女醫,取官户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無夫及無男女、性識慧了者五十人,别所安置,内給事四人,並監門守當。醫博士教以安胎産難及瘡腫、傷折、針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醫之内業成者,試之;年終,醫監、正試。限五年成。1此爲唐太醫署'女醫'之制,由於令文例須簡潔,且與其他令條互文見義。

论王莽改制中的“私属”身份

推行王田私属制是王莽改制的核心。所谓私属制,就是改奴婢曰私属,禁止买卖。史学界多认为此制“只不过是变其名而未改其实,除了欺骗,毫无意义。”它“不是改变奴婢的社会地位”,“而是肯定了奴隶地位的固定不变”。对这种全盘否定的论断,我们不敢苟同。 土地兼并和农民大量沦为奴婢,是西汉中后期的主要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很突出,很明显,西汉后期的统治者对此有所洞察,哀帝时议限田限奴就是证明。王莽在平帝时即掌握了西汉的政柄,他对此问题更是洞若观火。他始建国元年的诏令说,秦至西汉“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这种状况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

唐朝的限奴措施述论

唐朝的限奴措施述论杨际平魏晋南北朝时，奴婢的数量很多，奴婢在社会生产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致有“耕当问奴，织当访婢”①、“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之说②。入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租佃制与佣工制的发展，奴婢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相对降低...

魏国《法经》与法兰克王国《撒利克法典》的比较研究

《法经》是我国战国时期魏国相李悝编撰魏文侯认可的一部法典。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不仅对当时各诸侯国的立法起着开路作用,而且对秦、汉及其以后各朝的封建立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法经》的原文已散失,现在能见到的片断材料,载于《晋书、刑法志》、《唐律疏义》和明代董说的《七国考》,三处内容大体相同,其中以《七国考》所载最详。因此,目前只能从保留下来的篇目中去看它的大概。

试论西汉“文景之治”的历史性失误

试论西汉“文景之治”的历史性失误周鼎初西汉的文帝和景帝，实际上属于西汉王朝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最高统治者。文、景二帝统治期间，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既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也出现过不可忽视的历史性失误。“文景之治”最突出的历史功绩，是极力地维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