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俗、新知与政治:辛壬之际官定历书的改制与编定

辛壬之际的政治变革促使历书的制作原则发生剧变,清廷时宪书变通办法十九条就是此种剧变的结果之一。而由清廷、革命党人和袁世凯政府制定的五部历书,则见证了官定历书蜕变的过程:历书历谱编排从阴历为主转向以阳历为主,历注内容则从带有神秘主义的信仰知识转化为现代科学知识及社会政治常识。这也导致了历书制作的官民分野与新旧对立。官定历书制作取向及知识系统的变化,既源自清末民初知识转型的影响,也来自于政治文化转型与重建的需要。

“时政划一”:民国初期官定历书的编订与颁行

辛亥革命之后,作为构建现代国家时间秩序的新历书,面临着使用的官民分野与内容的新旧对立,成为时间秩序统一的障碍。对此,北京政府及其所属的中央观象台试图通过查禁私历,重构官定历书内容体系,以实现'划一时政'的目标。因受制于旧有历法传统及社会习俗的深远影响以及政府与中央观象台编历取向的差异,官定历书的推行效果不佳。民初历书编订与颁行中的传统与现代、民俗与政治、权威与科学等多重因素的对立与融合,也见证了时间秩序与现代国家构建之间的复杂关联。

科学与“党义”：国民历编订的争论及其意蕴

民国建立之后,政府推行来自西方的阳历以取代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但如何调和两者的冲突并构建全新的时间秩序和时间表达体系,仍是当政者面临的难题。为应对这一挑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试图构建全新的官定历书内容体系。1929年至1930年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内政部和教育部等部门围绕如何编纂新历书,进行了多次讨论,对历书中添加何种内容,以及如何添加、命名,有着较为激烈的争论,展现了参与各方主张的歧异。最终,"党义"为本、弃绝旧法,成为新历书编订的主要取向。这些争论揭示了官定历书知识体系的蜕变,以及不同编订取向对官定历书内容重构的影响,呈现了现代时间秩序构建面临的多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