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的卫所与地方官府——以《新安蠹状》所见新安卫与徽州府为中心

《新安蠹状》是明代后期徽州知府古之贤在任期间有关施政措施的档案文件汇编,其中收有四份涉及新安卫的公文,内容涉及新安卫运官路费应否由徽州府承担、新安卫经历应否参与卫所屯粮征解、新安卫城操官军月粮的审计与支放。这些公文显示,明代后期地方官府对于卫所事务的介入程度极深,已经涉及军政管理的核心领域。有关新安卫的各项事务,上级官府均会交由徽州府查议、处理。可见在具体的制度运作中,徽州府几已成为凌驾于新安卫之上的行政管理机构。

略论中国古代官府藏书与私家藏书

本文概要地回顾了官府藏书和私家藏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及缺陷；在论述官藏和私藏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相互影响的同时，特别肯定了清乾隆皇帝对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关注、鼓励与利用；最后指出，取之不尽的文献资源在民间。

宋代“乡原体例”与地方官府运作

宋代文献中,"乡原体例"一类的词汇时有出现,其含义大致是一定区域内被多数人所认可的地方惯例。从其实际内涵来看,包含"民间"与"官方"两个面相。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乡原体例"属民间的土俗、乡例,所反映的是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与形式;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被纳入法令条文的"乡原体例"就成为地方官府运作法则的一部分,体现了赵宋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相互调适。大体而言,官府常在田租收纳、赋役征发、平决词讼、修建公共工程、灾荒赈济等情况下认可某些"乡原体例",只不过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官府采纳民间既有的惯例、规约,既出于行政便利的考虑,也在于惯例本身的效力与权威。而究其根源,各种土俗、乡例长期运作的内在动能并非来自官府,其权威的来源有着更为深厚的自然与历史背景。

试论中国古代藏书价值观对藏书特色的影响--以官府藏书和私家藏书为例

藏书价值观是藏书活动的指导思想,直接决定藏书特色。官府藏书是为了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用的,私家藏书主要为了私人(到一定程度就成为民众)用的,官府和私家两种藏书价值观的互动导致了文献从皇家向民间的流动,越来越接近藏书的天然目的藏为之用。

唆讼、吓财、挠法:清代官府眼中的讼师

讼师唆讼、吓财、挠法,几成定论。从清代情况看,讼师有唆讼者,但大部分案件来源于被动收受而出策,所谓“唆讼”不全部是事实;讼师受财取利,多属主动要价,且价码较高,但这与机制上的不存在同业组织纪律约束及缺乏官府的有组织的管理有关,又与市场供求有关,从“义利”分野指责其惟利是图,名之以“赃”、“贿”,不符合事实,也难合情理;讼师颠倒是非、混淆曲直以挠法的情形,确实较普遍,有的甚至很严重,讼师们应对此负责任;讼师具有“不着点墨而生杀人命”的“刀笔”之能,但我们应关注的是,讼师“刀笔”功夫的使用是否符合案情实际,对准确定罪量刑起了何种作用。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府牧人

吐蕃统治敦煌的官府牧人来自当地居民,放牧马、驴、羊等牲畜,每年向官府上交毛、皮、肉等畜产品,并提供畜力。官府则给其一定口粮,对他们放牧的官府畜群进行定期检查。这一做法源自吐蕃本部,并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官营畜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代地方官府水旱祈祷与水利资源控制--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中心

唐代地方官府在水旱祈祷获验后所立的祠庙碑,碑文在文本创作上具有一定共性,即赞美神祇与颂扬德政,但这仅仅是祠庙碑所要表达意涵的一个方面。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这些结构性文字的背后,祠庙碑文的叙述应该暗藏着某种历史特殊性。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例,石刻文字反映出这样一种史实:地方官府为了保护辖区内重要泉水资源不被破坏,利用当地民众浓厚的泉水祠神信仰,在官方控制与信仰强化的理念下,通过实施水旱祈祷、修建祠庙、建立碑石等仪式,间接地完成了对泉水资源的保护与掌控。水旱祈祷仪式是表相,水资源保护才是真相。为了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长期维持下去,碑刻在这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碑文不仅按照祠庙碑应有的叙述结构描写神祠灵验、官员德政等内容,以达到宣扬神祇、赞颂官员之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文字将当时的官方控制理念与盛大仪式现场进行选择性地再现,从而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得以持久传承。祠庙碑的建立体现出唐代地方官府权力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是地方官府实现区域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宋代官府力量与成都节日市场

两宋时期的成都,物产丰富,商品经济发达,全年每月都有以主要商品带动的集市贸易。地方官府利用成都人喜游乐、爱消费的习俗,通过宴集活动来聚集和引导民众的节日消费,使成都节日市场十分繁荣,尤其是基于节日期间人们对生产工具、生活物品的需求而产生的蚕市、药市、酒市、夜市等最为活跃。宋代成都节日市场既以地方习俗为支撑,又有官府力量起作用,这就使其既保持了长时期的繁荣,又随着官府政策和命运的变化而兴衰。

清末地方社团的政治参与及官府的应对——以福州地区为例

在晚清最后十几年里,民间力量空前增长,其中以社团数量的增多最为瞩目,他们怀抱不同目的,积极参与政治,在地方上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势力,而官府面对如此众多的社团参政,显得惊慌失措,消极被动。现有的政治制度无力应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而改革的迟滞性又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最后只能在不同社会力量的拉扯之下趋于瓦解。

宋代的豪强势力及其与地方官府的关系

宋代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他们违法犯禁,恃势兼并土地,干预司法,甚至杀人害命,形成了武断乡曲的古代黑势力。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中央不可能容忍出现地方上的对抗势力,朝廷对之往往采取镇压的方针。但地方官府与豪强的关系就复杂了,有勾结,有摩擦,也有镇压。豪强凭借利益诱惑和权势威慑,与地方官吏勾结起来,地方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但当豪强势力强大到威胁地方官员切身利益与统治的时候,他们之间也会产生摩擦,某些精明强干的地方官员也会对作恶的豪强进行打击。作为打击者,他们既代表中央,又有地方官府自身的利益,还有为政者扶弱抑强的公正理念。

唐代官府手工业的类型及其管理体制的特点

唐代官府手工业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管理体制也比较完善。由于学术界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其研究成果与其所处的历史地位远不相称。本文就唐代官府手工业的类型作了较科学的划分,进而初步探讨了其以多重管理为特征的管理体制。

官府、士绅与庙学的修建——明清时期婺源庙学的个案考察

明清两朝婺源的庙学修建多达59次,在修建模式上经历了从"官修"、"官倡绅修"向"绅修"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地方官逐渐退出修建的具体事务,士绅阶层掌握了这一领域的领导权。婺源庙学修建模式的演变揭示了明清地方政府职能不断萎缩和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的主导权渐进扩张的历史过程。

南宋官府校勘述论

对于南宋官府校勘,迄今尚少有人论及。作者首次勾勒出南宋朝廷对经史子集四部书进行的12次校勘之概况。南宋在校勘总次数、规模、所校书籍之历史地位等六个方面都与北宋相差甚远、作者探讨了这种差距的成因,并对官方校勘与私家校雠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研。

行会理念与官府裁决——清末广州行会的劳资纠纷及其调解

清末以降,广州行会劳资纠纷多以劳方"联行停工"的方式出现,且以加薪、违反行规引发居多。至其调解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劳资直接协商解决,即以传统行会的行规约束机制来维系,实质是"劳资合行"理念作用的结果;二是官府强制裁决。在这两种方式中,尽管"劳资合行"的协商合作理念仍居主导,但已呈现出由行会调解向官府裁决转移的趋势,这似可说明传统行会消除内部分歧、维系团结的机能与威信已趋式微,同时也意味着"劳资合行"理念亦濒临崩溃,并逐渐为"劳资分离"的阶级意识所取代。

礼乐视野下的清代地方官府演剧初探——以直省地区的府厅州县为考察中心

本文尝试从戏曲与礼乐文化的关系入手,来探讨清代地方官府演剧的戏曲史意义。文章认为,清代地方官府的戏曲活动主要有祭祀演剧、万寿庆典演剧及署宅堂会演剧三种类型;这些戏曲活动虽然功能、特点各异,但从礼乐视角看实际上都是一种配合地方诸礼而演的"乐";而各地官方仪式用乐的戏曲化,既是清代礼乐与戏曲交互发展演变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对清代戏曲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官府、通事与游民:清代台湾番汉关系中的角色分析

在清代台湾番汉关系处理中,官府、通事和游民发挥了不同的角色作用。官府因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推行阻碍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政策,导致其对番汉关系的调控始终处于被动,收效甚微。半官方身份的通事一方面居中牵线搭桥,促进番汉并耕共处,另一方面,少数通事行为不轨,横征暴敛,引发番汉冲突,是具有双重作用的媒介者。散处民间的游民虽是弱势群体,身陷苦难之中,但却成为制造番汉冲突的主要角色。

唐代官府藏书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唐代的官府藏书事业兴旺发达 ,与统治者巩固政权、培养人才的需要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集行政、秘书、著作、书写、教育、顾问多项职能于一身的唐代官府藏书 ,在人才培养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成就了大批历史名人。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