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搨

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梁武帝、唐太宗、宋徽宗、清高宗乾隆朝的大规模内府模搨,史称＂官搨＂。故宫博物院摹画是历史上第五次官方宝绘了,全世界藏有中国古代书画的博物馆,只有故宫博物院保有摹画专业——＂官搨＂。以第一名成绩考取的我,任故宫博物院摹画组组长,赶上了中国历史上这最后一次政府大规模官搨。我这最后的内府摹搨官,心得叙古法,辑说传文赋。

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及特征研究——以十一个城市为例

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全面统筹数据运营与管理、发挥数据资源价值、以数据要素驱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完善数据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十一个城市发布的政府首席数据官试点工作方案进行系统性梳理,总结当前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以及特征,可以发现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针对当前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现状,提出细化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加强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建设以及优化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机制三点完善建议,可以为一些省市落实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提供参考,从而完善我国公共数据治理体系,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宋代官修方书中脏腑病证研究进展

宋代官修方书是宋代医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在医学门户未大量分化之前最系统、最全面的中医学术总结。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而脏腑病证是中医认识疾病的核心,宋代官修方书中记载有大量脏腑病证相关内容,近年来学者们对其中各个脏腑的病证大都有所讨论,但仍不够系统与精深,宋代官修方书的系统性、权威性、实用性及承上启下作用为脏腑病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样本,值得系统挖掘与研究。

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整体主观偏好与嗜好性感官属性客观量化间的感知交互

为探讨消费者主观偏好测试对其随后进行的感官品质客观量化评价的影响,尤其是"嗜好性感官特征"的客观量化,本文采用蛋白粉和调制奶两种溶液体系,分别对202名消费者进行喜好度、适宜度(Just-about-right,JAR)测试和对175名消费者进行喜好度和强度排序-评分测试,并对比消费者与专业评价员对各嗜好性感官特性的量化结果差异。结果显示:在蛋白粉体系中,评价员对稠厚度的评分随着样品风味强度的增强而下降(P<0.05),而顺滑感无显著变化(P>0.05),然而,消费者的评价并未呈现相同趋势。在牛奶体系中,评价员对乳脂感的强度评价受到脂肪和蔗糖浓度的共同影响,消费者的感知与此结果并不一致。进一步分析发现,两个测试中,消费者对嗜好性属性的量化评分均与其对样品的整体主观偏好程度高度相关,即整体喜好度越高的样品,对应的嗜好性属性强度评分越高。本文研究消费者偏好与感官属性之间的关系,为获得全面客观的消费者评价而设计可靠有效的消费者测试方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首席营销官职位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企业营销管理工作变得愈加复杂,无论是从实践角度还是理论角度,企业都需要了解在团队中设有首席营销官(CMO)职位能否提高企业营销绩效。选取2015—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批发零售行业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研究高管团体中设有CMO职位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CMO职位正向影响企业营销绩效;企业营销能力和媒体关注度在CMO职位与企业营销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调节了CMO职位对企业营销能力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高管团队建设和营销管理实践提供了参考价值。

论韩非的“理性官僚制”——兼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韩非基于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情势,为实现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蕴含着其实现清明吏治的卓绝努力。这一理论尝试比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性官僚制”领先两千多年。尽管韦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韩非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旨在韩非思想中都已得到充分阐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论更多是在哲学层面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韩非的理论不仅有哲学原则的指导,更包含一整套科学而又可操作的吏治之道。虽然官僚制在历史实践中日趋走向僵化,但蕴含在官僚制理性基础之中的法治观念以及等级化、专业化等原则,在组织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韩非的吏治之道依然值得大力借鉴。

唐代渝、涪二州贬官流人考

唐近三百年间贬、流渝、涪二州可考者25人,其中渝州10人,涪州15人。以时段多寡论,玄宗朝5人,高宗朝4人,中宗、肃宗朝各3人,武周、僖宗朝各2人,代、德、宪、穆、文、昭诸朝各1人;以谪罚性质论,贬23人(未之任者1人),流2人;以贬后任职论,刺史12人,长史、别驾2人,令、尉5人,司马、司户、参军4人;以诗文创作论,刘宪、韦述、陆坚诸人均有作品流传。

VUCA环境下首席质量官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

当下,中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企业所处环境亦具有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简称VUCA)。质量成了兴国之道、富国之本、强国之策和企业之魂,高质量发展时代赋予了每位首席质量官更崇高的使命和责任。据此,采用文献综述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结合可靠性分析、主成分分析、最大方差旋转法等数据分析方法,考虑到不同阶层的群体对胜任特征认可度的差异,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并引入差异系数对胜任特征权重进行调整,构建了VUCA环境下包含创新、应变力、洞察力等九个胜任特征的首席质量官胜任力模型。该模型能够为首席质量官的甄选、培养和管理提供参考。

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地方试点比较及启示

在数字化建设中,数据与政府业务关系日益紧密,为了统筹数据管理,构建数据基础制度,自2021年起,各地陆续开展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对比我国试点地区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可以发现,各地均从工作目标、试点范围、组织体系、主要职责、实施步骤与保障措施6个角度构建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但存在共性不足,如效力位阶低、职责定位不够明确、人才供给欠缺、组织架构不成熟等问题。为此,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设置应明确组织架构与主要职责、推进数字化人才开发与培养、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和常态化监督机制。

浅释“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

历代医家均围绕《黄帝内经》中膻中如何“喜乐出焉”一句有所发挥,现代学者多集中于膻中穴调畅情志的应用研究,而对膻中本身与喜乐联系的探讨较少。本篇系统梳理膻中相关古今文献,提炼其“喜乐出焉”之机理,认为喜乐由心所主,膻中官位臣使,代为传达,而其作为臣使之官,借由气和、志适、血畅之特性,共助宣达喜乐。其中气和乃言膻中为气海以汇聚诸气而传导信息、志适强调其内里清虚空静不耐邪扰、血畅则言其宣通血脉以防气滞及传变,三者任一失常均可影响喜乐的正常传达。除膻中穴的应用研究外,着眼膻中本身探求喜乐不节之病因,或可在情志类疾病的病机认识上裨补阙漏。

藏药日官孜玛通过NF-κB信号通路对小鼠乙醇性胃溃疡的胃保护作用

目的:通过灌胃无水乙醇建立小鼠乙醇性胃溃疡模型,研究日官孜玛总提物对小鼠乙醇性胃溃疡的保护作用。方法:随机将60只KM系小鼠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奥美拉唑阳性组、日官孜玛总提物低、中、高剂量组,共6组每组10只。灌胃给药一周后,禁食不禁水24h,末次给药1.5h后,除空白对照组给同等体积的生理盐水外,其余五组按照体重灌胃0.1mL/10g的无水乙醇造模1h,建立小鼠乙醇性胃溃疡模型。造模1h后,取血取胃,计算乙醇性胃溃疡的损伤发生率及损伤抑制率,制备血清上层液和胃组织匀浆液,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胃组织病理学变化;试剂盒检测血清中一氧化氮(NO)、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胃组织中丙二醛(MDA)、髓过氧化物酶(MPO)的水平;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检测胃组织中p65、IKK-β、TNF-α和IL-1β的mRNA表达情况。结果:正常对照组小鼠胃黏膜光滑完整,无出血现象,其余各组小鼠均出现了黏膜出血、组织不同程度坏死。模型组小鼠胃损伤最为严重,表现为大块的出血面积,呈鲜红色。与正常组相比,模型对照组HE染色图表现为组织整体结构异常,黏膜层小面积坏死,黏膜下层结缔组织排列疏松,少见淋巴细胞浸润,血清中NO、胃组织中MDA、MPO及胃组织中p65、IKK-β、TNF-α和IL-1β的mRNA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5),血清中SOD水平降低(P<0.05);与模型组相比,阳性组和高、中、低剂量日官孜玛总提物给药组则表现为点状或条状出血,出血面积明显缩小、损伤发生率明显下降(P<0.05)、小鼠胃组织病理损伤有明显改善,血清、组织相关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结论:日官孜玛总提物能通过抑制NF-κB信号通路中关键基因p65、IKK-β、TNF-α和IL-1β的mRNA表达,抑制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对小鼠乙醇性胃溃疡产生保护性作用。

“数字+博物馆”:元宇宙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以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作为一种媒介,既是国家历史文化的时代缩影,也是国际传播的“金色名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中华文化诠释者的重要角色。元宇宙作为集合人工智能、扩展现实等新兴技术的媒介产物,不断刷新人们的技术想象,也为文博领域的发展拓宽了技术空间。由此,文章根据“数字+博物馆”的逻辑,聚焦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个例,分析其国际传播的价值与掣肘,发现其在元宇宙技术的加持下,可尝试通过沉浸化虚拟空间搭建、数字化藏品信息建档、交互化虚拟数字人设计和受众个性化定制四种途径来提升数字文化传播力,为中国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提供可行之策。

巧思破案·公案文学:闽剧《贬官记》的文本符号分析

戏曲经过数百年发展艺术魅力犹存,以涉案剧为题材的戏曲作品一直受到民间百姓喜爱,新编闽剧《贬官记》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故事讲述新官上任的贬官县令边一笑开场遇到奸情人命案,最终探查到案件真相的故事。文章借助格雷马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行动元模型和符号学矩阵分析闽剧《贬官记》的人物叙事,得出人物设置上的对立关系和人物关系之下的思想对立。然后,从人物存在的故事结构中分析文本情节构成的叙事结构,深入解读文化语境下作者和民众为何钟爱公案文学中的清官文化。此类公案戏背后呈现的清官文化以及社会映射的现实价值,值得我国戏曲人借鉴。

数字变革中的高校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及其嵌入研究

当前高校数字变革遭遇了多种形式的困顿:数字变革价值共识未达成,数字化转型内驱力不足;数字化投入不足与进展碎片化,整体推进机制需构建;数字化部门的责权利失衡,数字治理能力难以彰显;数字化主管整体素养不足,数字化领导力需提升。为此,高校亟须嵌入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高校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有内外之分,前者关涉首席数据官的任职规范以及其所领导的数据治理中心职责界定,后者核心为合理规范首席数据官的责权利,以实现内外协作,为学校数字化转型提供必需的领导力支撑。高校在现有内部治理体系中嵌入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需要打造重视数据价值创造的组织文化,系统完善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的内外部要素,合理规范高校首席数据官的责权利,提升高校首席数据官群体的能力与素养。

政府首席数据官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角色

建设数字政府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政府首席数据官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使用Q方法,对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在数字政府建设中的角色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在我国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首席数据官主要扮演推动者、传播者、战略家、沟通者、协调员、架构师、使能者和执行者等八种角色。

晚清跨省实官捐纳运作中的省际利益调适——以光绪庚辛年间“秦晋实官捐输”为中心

光绪庚辛年间(1900—1901),陕西、山西遭遇了严重的灾荒,两省巡抚为了筹款助赈,会衔奏准跨省举办“秦晋实官捐输”。由于当时户部统筹全国实官捐纳事务的“能力”与“动力”不足,故陕西、山西以及跨省举办“顺直善后振捐”的直隶,一开始主要通过督抚内部协商的方式在制度层面调适彼此间的利益分配。但在“本省利益优先”思维的影响下,三省督抚在制度层面达成的利益分配共识屡生变化,陕西与山西之间更是在巡抚人事发生变动后,迟迟不能达成新的共识,最后只能频繁寻求清廷中央介入“秦晋实官捐输”的相关事务。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清廷最终决定将两省捐款分配格局维持现状,彰显出部省在特殊历史时期管控利益纠纷,尤其是治国理政方面的严重局限。

论明清官窑青花瓷图像的三重释义——以二维程式化植物纹为例

明清官窑青花瓷的植物纹饰具有强烈的二维程式化特征,运用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从前图像志分析、图像志分析,以及图像学释义三个层次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引用母题、象征等图像学概念,完整论述官窑青花瓷植物纹饰所包含的图像学释义。

“土司可以出任流官”辨

土司与流官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绝无互相改变身份之说。而在土司问题的研究中,有“土司可以出任流官”的说法,对此有必要加以辨析。主张此说者所举例证,误将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解读为土司可以出任流官,这与其对明清职官制度中相关概念把握不当有关,未弄清楚加官、加衔、散官、勋官、赠官的内涵,将其与职事官混为一谈。在雍正朝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清政府为实现对土司地区的直接统治,除改变“土流并治”的具体内涵外,还采取了管理流官的方式管理土司,突出反映在对仿流官职衔增设的不准世袭的土弁、土屯官和“流职土司”的管理上,这些不准世袭的土弁、土屯官和“流职土司”实际上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土司,但绝不意味他们可以出任流官。“土司可以出任流官”的说法是不妥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