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官文書簡中的“受”與西漢官文書簡中的“授”——秦、漢初律令“受”字用法特殊性補論

從出土及傳世先秦兩漢資料看,“受”字施受同辭,既可以表示給予,也能表示接受。但該認識衹適用於書籍類文本,在秦及漢初的律令、行政往來文書和賬簿中,“受”僅用作接受,約束嚴格,未見明確例外。藉此考察楚官文書簡,幾乎所有的授受之“受”亦皆指接受,與秦、漢官文書有相似性。這一現象應理解爲各自文書實踐積累起來的共識。到漢初,“授”字出現,率先用於典籍,賓語多屬抽象的、或帶有神聖性的事物。“授”在武帝時期逐步進入官文書,基本繼承了漢初典籍的用法,并未結構性改變自秦、漢初延續下來的施受用詞格局。

西夏汉文乾祐十四年安排官文书考释及意义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第300页收录有一件编号为иHB.NO.2208的西夏时期汉文文书图版,该书后附的《附录.叙录》有此件文书的介绍,并拟题为《乾祐十四年（1183）安推官文书》，称：

明代官文书结构解读与行政流程复原——以《山东经会录》的纂修为例

文书是官僚行政的工具,宋代以降官文书一般用装叙法行文,层层嵌套摘引每一个经手衙署的处理意见并交代传递关系和行移文类,这使通过对一件文书结构分析来复原一件公务的整个行政流程成为可能。本文以《山东经会录》卷首公移为例,考辨文书术语辨析承转层次,揭示明代省级财政册籍编纂的行政流程,对缺乏系统档案资料的明朝而言,这不失为考察行政流程细节的可行办法;但利用官文书资料需要注意文书的留存形态差异。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地方官文书的处理程式

唐代地方官文书的处理程式 ,传世典籍中只有简单、笼统的记载 ,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则有许多具体的案卷 ,由此可以看出地方官文书的一般处理程式。

张家山汉简所见对官文书违法行为的处罚研究

张家山汉简中相关简文记载了对官文书违法行为的处罚。这些处罚几乎涉及了官文书的各个环节,处罚中根据官文书违法行为的轻重程度进行裁量,所用之刑罚有弃市、腰斩、耐、黥、罚金等,对官文书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已经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中,这反映了官文书在国家统治中的重要性以及政府的规范化管理。

从官文书看《水浒传》的宋江征辽

宋朝与辽(即契丹)订立的大量官文书,是宋朝外交屈辱史的真实写照。而《水浒传》中写宋江征辽的官文书,与历史的真实完全相反。《水浒》中作这样处理表现了作品强烈的国家复仇意识,充分说明宋江征辽情节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展现了梁山好汉“忠义”性格内核中“忠”的一面,也说明了征辽情节的合理性、必要性。

徐畅《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官文书整理与研究》序

昔贤虽恒言:求学之道,天才、勤奋、兴趣,缺一不可。然而,这种先天才、次勤奋、后兴趣的排序,实际是个"伪命题"。孔子固然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承认世有天才,胜于学与困学等。但他又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论中国古代官文书汇编的方法和目的

中国古代对各种官文书的汇编,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用档案、发挥档案作用的最常见的形式。古人利用档案对官文书进行汇编,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中国古代“官文书”考释

"官文书"是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官文书"与"公文""文书""公牍""吏文"是不同的概念。文章针对"官文书"界定的混乱现象,分析"官文书"的本义,并对"官文书"与相关概念进行甄别。

浅论古代官文书的汇编

中国古代官文书的汇编,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由集体到个人的转变。悠久的历史,形成了越来越完备的官文书的汇编体例。各朝各代统治者及文人对官文书汇编的重视程度,反映了官文书独特的文学、史学、文章学价值。

鹰取祐司《秦汉官文书的基础研究》介评

一 学术史位置与全书结构 20世纪初以来汉简大量出土，给秦汉史研究带来了重大变革。在一个多世纪的摸索中，面对不断增加的零简遗文，学者们不仅兴奋地捃摭着被传世文献忽略的细节记录，借以填补历史“缺环”；同时也逐渐深切地意识到回归史料本身，从简牍文书的原始状态——如外形、书写格式、制作及使用流程、保存和废弃方法等——提炼信息的必要性。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唐官文书“行判”的几个问题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见唐官文书“行判”的几个问题向群所谓“官文书”，实际上涉及的范围很广，案唐制，“‘官文书’，谓在曹常行，非制、敕、奏抄者”①。而今人的研究，则往往不加限制地将制敕之类的御用文体也列入官文书的研究范围，举凡制、敕、册、令、教、符（下行...

六朝官文书植物及其文化内涵

六朝官文书与农桑背景下持续发展的农耕生产密切相关,所涉植物以农作物为主,"粟"作为重要的赏赐之物出现最多,其典故亦涵蕴深厚。官文书中相关的植物书写折射出政治文本所包孕的我国古代深刻的重农思想及其天人感应、传统礼仪等文化内涵,值得重视。

论“口占”与官文书的离合渊源

"口占"与官文书有着天然的渊源。我国古代官文书源于口头命令,最初史载的"口占"即指向文书的口授。伴随汉魏之际官文书文体的基本确立,"口占"一词与官文书正式相连,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该传统的产生既有其文化大环境、文体自身发展等客观背景,也受主体才华与实际创作条件等主观因素影响,并应运而生一批优秀的疏表类占陈文书。隋唐以后,"口占"一词渐与规整的官文书文体分离,转向诗词曲赋,至今提及"口占一绝",人们还会自然联想到即兴吟诵的诗歌。古之"口占"文化源远流长,演替发展,折射出各代迷人的文化光影。

居延新简官文书选释(下篇)

该册发现于居延破城子遗址第二十二号房内，全册计木简十枚，完整无损。简长23厘米，其中除两枚“两行”宽为2．6厘米外，其余八枚均为1．3厘米。建武初年，窦融领有河西，称河西五郡大将军，此册即大将军府颁发的官吏奉禄例文书。

小議簡牘文書中的“告”“謂”句式--秦漢官文書用語研究之一

簡牘官文書中,行文程式及用語均有一定的章程。從“告”“謂”用語實例中可以看出,“告……謂……”似乎形成了一個十分固定的句式,並且其中也體現了一種相對固定的等級搭配關係。實際應用中,大致有如下規律:(1)“敢告卒人”用於郡長官之間;(2)“告”的用法較複雜一些。如發語方爲郡府或都尉府長官時,其受語方多爲府屬資深官吏,而當發語方爲候官或縣廷之長官時,其受語方固定爲所在機構的尉官;(3)“謂”用於行政建制的上下級之間。“告”“謂”用語在簡牘的製作、流轉過程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秦漢兩代也經歷了一定的變化。“告”“謂”用語的研究有助於一些殘破簡牘文書性質的認定。

居延新简官文书选释(上)

新出土居延汉简自问世以来，震动了中外学术界，引起了广大学者、专家的普遍重视和关注，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致使全部释文至今未能与读者见面，实属遗憾。为小补此缺陷，今选释居延汉简中之部分官文书，俾应急需，供学者们研究参考。

秦汉官文书装具

秦汉时期,官文书在传递或审批过程中,通常被密封或临时存放于某种装具中。这些装具大致有囊橐和笥两类。囊橐主要用于文书传递,囊橐颜色的差异标志着所盛文书的类别、性质不同。笥是官吏日常处理文书事务时用来放置官文书的主要装具。另外,汉代爰书和“象人”一同呈送时,需要用椟(木匣)封装。本文综合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和简牍材料,对汉代以囊橐、笥、椟(木匣)存放或封缄官文书的事实予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