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儒学与官方儒学

大体说来,传统儒学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在野的民间形态,另一种是在朝的官方形态,这两种形态的儒学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其共性是,重视人和人际关系,强调社会道德秩序;其差异性是,民间儒学主要存在于社会转型期,官方儒学存在于非转型期。弄清儒学的这两种不同形态,对于认识当下儒学的地位和作用,不无借鉴意义。

国民党“官方儒学”的渊源、形成与发展析论——以孙中山、戴季陶和蒋介石的三民主义思想建构为例

本文结合时代议题,对“三民主义”这一国民党重要理论建构进行历史的考察,以检视孙中山、戴季陶、蒋介石以来的思想诠说为线索,剖析“三民主义”从略备儒学渊源到植入儒家价值观念,再到实现“儒学化”改造、完成理论更新的过程,使国民党“官方儒学”的基本理论形态逐渐清晰。事实上,国民党退踞台湾之初赓续“法统”、沿袭专制的意识形态建设与此关联甚重。对这种“畸变”的儒学形态进行客观评析,有助于全面理解台湾儒学在台湾民众、社会中所投射的影响力。

光复后“台湾儒学”基本形态析论

本文从定义儒学的三个维度检视"台湾儒学"的成立问题,探讨1945年台湾光复后[1]"台湾儒学"的诠释范围,勾勒自此时期至今"台湾儒学"产生的政治、文化、社会背景;进而就其三种基本形态——"官方儒学"、"民间儒学"与"社会、生活层面的儒学"作逐一梳释;最后对"台湾儒学"的当代建构与社会价值进行阐发,以期呈现"台湾儒学"的思想文化意义,揭示它在遏制"文化台独"、建构两岸共同文化认知体系过程中的作用。

皇帝究竟怎么说?儒家政治义务论的公开剧本

官方儒学要求民众在政治上绝对服从,是一个广为流传的理解。尽管有些学者业已对此观念提出异议,但他们尚未清楚地解释官方儒学的政治义务理论。通过研究《圣谕广训》这一清代文献,我指出官方儒学的政治义务论是一种父母恩谢论。亦即,爱民如子的仁政是民众履行政治义务的前提。正如史实所示,这一理论曾指导了清廷与平民之间的论述攻防。例如,当朝廷的政策使得民众的生计艰难时,后者往往诉诸关于父母恩谢论此一公开剧本,来为自己政治上的不服从作辩护。故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官方儒学的政治义务论都不是绝对的服从,而是一种有条件的父母恩谢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