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话剧的官方接受与应对举措

1930年代,中国左翼话剧因其突出的意识形态功能受到国民党官方的管制和打压。国民党官方不仅出台文艺监管政策和法律文件,而且诉诸查禁、逮捕、暗杀等手段,严重阻碍左翼话剧的发展。但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民党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对左翼戏剧的管控也会出现短暂的放松和调整,为左翼话剧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同时,国民党官方内部组织职能交叉混乱,部门之间争权夺利、彼此掣肘,戏剧审查标准宽严不一,也为左翼话剧留下错位发展的空间与缝隙。左翼话剧界面对国民党官方的监管和审查,灵活应对,获得了广大民众支持,提高了左翼话剧的战斗性和影响力。

大型民族舞剧《大禹》的演出接受

大型民族舞剧《大禹》是由安徽省花鼓灯歌舞剧院创作排演的,2016年首次演出,2018年12月底获得年度“荷花奖”。自2019年4月初开启全国巡演之旅,《大禹》受到各界观众的欣赏和评价,对传扬大禹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舞剧《大禹》在全国接受范围广泛,形成不同层次的接受影响。官方、专家和民间大众带着不同的立场、身份和文化思想来评价和接受舞剧《大禹》,官方肯定其主题思想和艺术创新,专家在艺术方面提出了不同评价,民间大众的接受较为松散。但也存在人文学者反映不足、民间接受深度不够、经济影响有待加强等不足之处。本文对于舞剧《大禹》的演出接受研究,总结和呈现当下戏剧接受的互动规律与特点。

论中国话剧的三种主体接受及其场域关系——以百年话剧史为研究视野

以百年中国话剧史为视野,中国话剧的三种接受主体——官方接受、专家接受和大众接受,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形成特点、接受方式、功能作用和变迁轨迹。官方接受的产生与戏剧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功能有关,要求戏剧以载道为目的,为现实政治服务,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约,对文艺的影响是直接的、显性的;专家接受主要指艺术工作者从专业背景出发对戏剧创作/演出进行阐释、论析和评价,其注重个人体验的理解和表达,学理性强,接受具有专业性和科学性;大众接受总体上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其注重技艺层面的视听享受和感官刺激,接受层次相对低俗,但同时代表着广大观众群体的声音和诉求,直接关乎戏剧的社会效果。三种接受主体存在交织、分化和博弈的场域关系,不同接受主体所起的影响和功效有别,但都或隐或显地作用于话剧艺术实践和发展。在话剧百年历史进程中对三种接受主体各自特点及其关系的探寻,有助于为今后话剧生态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支撑。

“十七年”讽刺喜剧的官方审查和接受

苏联"解冻"思潮和国内"双百"方针推动了"十七年"讽刺喜剧的兴盛,给单调的文坛增添了生机,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十七年"讽刺喜剧的生长十分艰难,历经坎坷。本文主要从官方审查和接受的角度来考察讽刺喜剧这一独特艺术样式在新中国的身份、处境和命运,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反思中国当代戏剧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