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州)县对文庙的官方祭祀——兼及清末民初文庙的废祀

传统的中国官方祭祀制度至少起源于汉代并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这一制度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祀典中所规定的这部分内容被视为"大经大法",视同国家的基本法律,但过往的研究甚少从法律制度规范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清代(州)县的文庙祭祀活动及其相关过程彰显了对传统儒道的尊崇,亦揭示了(州)县基层社会中对文庙学宫事宜及其他相关地方公共事务的高度自我管理的特点。清末民初的废祀不仅终止了包括文庙祭祀在内的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祭祀制度,使儒家道统地位受到根本性的威胁,在文庙废祀的过程中,亦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化:由长期资助而积累的地方集体财产因充公而流失殆尽,原有的以高度自我管理为特征的基层社会秩序也遭到彻底的破坏。

论先秦以来官方祭祀中的海与四海

在东汉初年的郊祀体系中,既有代表天下观的"四海",又有源自《尚书》"六宗"之一的"海"。经过南北朝改造至唐代,"四海"取代"海",融入了五岳四渎体系且尊于四渎。宋代士人逐渐形成"海尊于河"的共识,同时四海地方祠庙也得到官方重视。随着明清地理知识的扩大,改变北海、西海祭祀地点被提上议程,清代一度在松花江流域望北海而祭,后改在山海关立庙,但西海最终未能单独立庙。

清代新疆博克达山官方祭祀与王朝秩序

清朝平定西域的过程中,曾于乾隆二十年(1755)、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三次以皇帝的名义颁文告祭天山高峰博克达山,其后更将博克达山纳入官方祭祀体系,每岁进行祭祀。博克达山的神圣性有着多重来源,官方祭祀背后,是清朝在进行多元性质统治的同时,从价值观及仪式方面建立一体化秩序的努力。

女娲意象与女娲信仰的演变

文献最早记载女娲故事是在战国时期,当时人意象中的女娲,是一个造人的人或神,冀州和《山海经》的"大荒西"地带以及楚地存在女娲及其造人的观念。随着两汉时期女娲造人方式、女圣帝的身份明确化,女娲功德也由造人者发展为"化育万物者",造人故事变得具体化。《魏书》最早记载有女娲墓,唐宋时期,女娲墓及其相关遗迹在空间上有所增长。女娲崇拜起源于西汉,唐宋时期被列入祀典,宋代确立了官祭,地点在今山西赵城镇侯村。明清时期,御祭和遣官致祭经常化。官方祭祀与民间崇拜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前者是"崇德报功",重在纪念;后者是祈求子嗣,重在功用。女娲崇拜后来有官方和民间的分化,社会崇拜的风气日益浓重。

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

清代云南东川矿业与矿神信仰兴衰

矿神是矿业的行业神,矿神信仰的兴衰反映了矿业的兴衰。早期随着云南东川的铜矿开采,并自发形成了与矿业有关的矿脉龙神。后清朝对铜矿加以重视,东川铜矿由官府管理,矿脉龙神也受赐封,成为地方官员春秋祭祀的正祀,并形成一套祭祀仪式。而东川铜矿的盛衰与矿脉龙神的兴废呈现出相一致的发展轨迹,当东川铜矿衰落时,作为正祀的矿脉龙神也就此衰落。

中古名山記四種輯考

在古代中國,以名山大川爲代表的山岳崇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現象.漢代以前,名山主要與官方祭祀有關.《禮記·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①從上古三代至秦,隨着統治範疇的擴張,納入官方祭祀的名山逐漸增多.

试析莱州东海神庙三方明代碑刻——兼谈明代东海神庙的祭祀礼制

莱州东海神庙遗址,位于烟台莱州市西北,是我国古代国家祭祀东海海神的重要场所,现为烟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莱州东海神庙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汉代的海水祠~①,唐代,莱州建有东海祠~②,北宋开宝六年(973)又新修东海庙~③,后经元、明、清历代修缮、扩建,海庙日益完备。同时,海庙作为官方祭祀东海之神的地方,祭祀礼仪也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祭祀礼仪制度。民国时期,海庙逐渐废弃,1945年因战事被拆毁,"文革"时,大量碑刻文物又遭损坏殆尽。明嘉靖二十年(1541),毛纪所编《海庙集》一书中,收录有与东海神庙相关的北宋至明代御制祝文、碑铭、记、祭文、赋、诗等碑刻140余方,而今存世者不足10方。

达里湖冬捕祭祀仪式探析

达里湖冬捕祭祀仪式在经济发展的语境下呈现出民间祭祀仪式和官方祭祀仪式两种祭祀形态,二者虽祭祀目的不同,但并行不悖,各自发展,共同加深着蒙古族的文化记忆。官方冬捕祭祀仪式是在官方运作下构建起的一个新仪式,但却表现出了更强的发展态势,本文在呈现两种祭祀形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官方冬捕祭祀仪式构建的社会背景。

清代诸葛亮信仰及其文化意义述论

诸葛亮信仰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之一。具体到清代的诸葛亮信仰,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在中央层面,清代帝王多推崇诸葛亮,康熙视其为"纯臣",雍正视其为"纯儒",乾隆称其为"全人"。诸葛亮崇祀从清初到乾隆皇帝时期,呈现出复兴到稳定的局面,其后则无明显变化。诸葛亮也于雍正二年正式被纳入文庙祭祀系统之中,享受官方祭祀,显然不同于其在明代之前武庙祭祀系统之中的地位和形象。清代民间如南阳、沔县、成都等地的民众往往祈求诸葛亮除灾攘祸、赐福祐民,诸葛亮遂成为具备多种神职的世俗神灵,由此民间的诸葛亮信仰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同时,考察清代诸葛亮信仰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主要表现在确立了统治者"立教化民"的模范榜样、寄托了士大夫"君臣契合"的功业理想、丰富了民众"娱神娱己"的民俗文化等三个方面。

先秦时期音乐教育活动的历史考辨与嬗变

中国古代的音乐和音乐教育活动,是在先秦时期的祭祀礼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礼乐”是密不可分的,具有非常强的实用价值。随着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过长期发展,到周朝时,我国的音乐教育机构、官制和官方祭祀的音乐礼仪达到了一个高峰。[1]此后,由于社会的变革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音乐教育逐步从官方垄断走向民间,出现了质的转变,音乐也开始从祭祀活动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具有艺术性的教育学科,民间私学的音乐逐步在诗歌词曲上取得了相应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