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股份制企业中官款属性与企业制度变革

早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中 ,官方垫款、借款都是企业的债务。由于官款承担了企业运营的主要风险 ,官方为确保其安全 ,以债权人身份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 ,并要求分享企业的利润 ,造成企业产权关系混乱 ,损害了股东的权益。针对官督商办的制度弊端 ,人们要求明确划分债权与股权 ,政府也逐步调整以债权人入主企业的做法 ,赋予投资者自主管理企业的权利。清末《公司律》开始以法律手段界定产权 。

法律断裂与湖北地方政府、汉冶萍公司间的官款偿还案

官款偿还案是湖北地方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利益之争的重要表现。在官款偿还案的较量过程中,由于近代中国急速的政权更迭,矿业条例、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制定无法适应形势的发展,因而出现法律滞后甚至断裂的严重现象。正因如此,争论双方在该案中各自所持的依据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迥然相异,以致引发严重的分歧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断裂是导致官款偿还案无法解决的最主要的原因。

“官”款含义新探——以唐宋“官”“新官”款白瓷为中心

在器物底部铭刻“官”“新官”,是唐宋白瓷一个突出的现象。对于“官”款的含义,学界存在“太官”“官窑”“官样”等解释。这些解释未能触及“官”款的实质,“官”应该解释为“官营”。“官营”主体随时代而变化,唐后期“官营”主体是义武军节度使等藩镇,五代十国“官营”主体是吴越、后周、南汉等政权,北宋初期“官营”主体是定州、越州等地方政府。“新官”可以理解为“新设官营窑场”,是定窑为与旧有官营窑场产品做区别,而在新设官营窑场产品上刻的款识。

“官”字款瓷器研究概述

唐宋时期,瓷器上出现大量的“官”和“新官”款识,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直到现在,有关“官”字款瓷器的研究在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对“官”字款瓷器的出土资料、生产时间、产地、含义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概述,以此说明“官”字款瓷器的研究现状。

周秦商品经济初潮中官款生息规制的发端与首道轮回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官营工商业、金融借贷业和房地产业等问题都分别作过或多或少的研究,但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宏观综合研究的论著尚不多见。笔者拟从资本投入产出的角度,对上述经济现象给出'官款生息'的概念,准备在《中国古代官款生息概述》的总题之下。

关于四川三台出土“官”款白瓷的几个问题

作为10世纪前后北方窑场出产、且属当时社会高档用瓷的"官"款白瓷器,在四川地区的出土极为罕见,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本文根据四川三台出土实物,结合各地的相关材料,对这类瓷器的时代、窑属、使用情况及"官"字的含义作了探讨,并分析了四川地区所出"官"款白瓷的有关问题。

辽墓新出陶瓷的探讨——兼论“官”款瓷器问题

陶瓷考古是辽代考古的有机组成部分。广义上的辽代陶瓷既包括辽境内窑址烧造的产品(可称为辽产陶瓷)，又包括输人到辽境内的瓷器(输人瓷器)。前者代表了辽自身的陶瓷手工业成就，后者反映了辽与其它政权的交流，两者各有其重要意义。

对“官”、“新官”及“易定”款瓷器的再认识

关于"官"、"新官"、"易定"字款白釉瓷器的烧制时代、产地及字款含义等,曾有多位专家、学者进行过深入探讨,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近年来,河北地区的邢窑、定窑遗址分别出土了一批"官"字款白瓷标本,本文借助这些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官"、"新官"及"易定"款瓷器的烧制时代、产地及字款含义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京、津、冀地区“官”字款白瓷问题浅析——以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为例

唐末五代、宋、辽时期的"官"字款白瓷是京、津、冀地区普遍出现的瓷器式样。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该地区"官"字款白瓷出土量的不断增大,其也成为学术界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白釉碗便是"官"字款白瓷的代表性器物,其窑口应当为定窑,年代为北宋早期,"官"字款的性质很可能是用以区分民窑的符号。京、津、冀地区出土及传世"官"字款白瓷达十余件,此类具有流通性质的官方订制瓷将河北省的定窑窑场与京、津地区人们的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

一面“官”字款素面镜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面具有代表特征的金代“官”字款素面镜。该镜圆形，直径20．4厘米、厚度为0．95厘米、重1400克、圆形纽、宽边素缘。镜缘有“上京警巡院”刻款及阿骨达花押。镜背面有铭文刻记，正上方为一錾刻的“官”字，右侧刻记为“都省铜院”四个字，左侧则刻有“匠人倪成”四字，其中除“人”与“成”两字较易辨证外另外两字则较难辨认，这是金代铜镜上铭文刻记常见的问题。

明代成化官窑款与清代民窑仿款标本的对比初探

以景德镇明清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明代成化官窑款和清代民窑仿款瓷片标本为对象,通过对官窑瓷器款识的特征、微观结构的比较,揭示官窑与民窑仿品在款识规范、字体特征、微观层面的差异。在外观表现方面,将明代官窑较为规整的字体、形制与清代仿款的较为随意的款识书写方式进行了对比,反映了二者生产过程差异性。在微观结构方面,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等设备的观测,发现了成化官窑与清代仿款在胎料、釉料、青花料的气泡形状、杂质含量等方面的微观差异。对比研究的结果,为理解明清时期瓷器制作工艺和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初步认识。

宣德朝官造漆器研究

有关宣德朝官造漆器,从文献到实物历来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现象,使得宣德漆器显得尤为复杂和难解,在漆器研究领域中一直存在着争议。笔者依托故宫丰富的藏品,借助国内外博物馆的出版物和社会上流传的实物,对宣德漆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最后经过排比鉴别,在剔出各种伪款伪器之后,确认出真款真器。并通过对文献及实物的分析,得出宣德朝漆器制造,不仅有着早与晚的分期,而且还是明代宫廷漆器制造的转折期。这一转折既有艺术风格上的变化,也有由盛至衰的变化,这应该就是宣德朝官造漆器的真貌。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耀州窑瓷器撷英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了相当数量的耀州窑瓷器。从唐代到金代,类型丰富,品种多样,其中青釉剔花牡丹纹倒流壶最为出名。而耀州窑作为北方重要的窑口,优秀的器物不单单只有一件。这些精美的器物或深藏库房,或亮相不多,因而不被大众所了解。为了弥补缺憾,本文拟对馆藏的耀瓷进行梳理,以飨同好。

票号代办捐纳的业务特征及其财政作用探析——以道咸年间蔚泰厚苏州分号代捐业务为例

道咸年间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的代办捐纳案例显示,票号的代办捐纳业务对于提高捐纳制度的运行效率、扩大捐纳融资来源和促进票号经营发展皆起到了重要功用。代办捐纳作为一项兼具金融与财政性质的业务,开创了清代金融机构与财政融资的早期合作模式,加强了金融市场与国家财政的联系,增强了票号与官员之间的关联和信任,既为此后票号进一步走向官款业务积累了人脉和运营经验,也揭开了晚清由传统财政(建立在农业税基础上)向现代财政(依靠以工商税为主体的政府税收向金融市场进行融资)转型的序幕。

清代画珐琅的产地和不同时期的工艺特点

本文以文献和实物为根据,探讨了画珐琅器研究中三个互有关联的问题:一是清代北京确有民间作坊制造画珐琅器,其作品混杂在传世的画珐琅器中;二是宫廷画珐琅器的制造时限为康、雍、乾三朝;三是宫廷画珐琅器的做款规律,并由此明确官造画珐琅器和民造画珐琅器之间的区别。

关于故宫藏顺治朝瓷器的思考

顺治朝为清代开国时期,明末的一些遗风此时仍在延续,瓷器制作方面则显示出承前启后的艺术风格。本文通过故宫藏带有顺治纪年款的瓷器总结出顺治朝瓷器的基本特点,故宫藏单色釉云龙纹盘应为顺治御窑厂瓷器的典型式样;同时根据藏品中带有"大清顺治年制"官窑款瓷器的品质不同,结合文献史料提出御器厂在顺治八年甚至更早已经恢复生产;顺治十一年当为御器厂独立建立窑厂为清宫烧制专供瓷器的标志,但其发展有起伏,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