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文化如何影响公民信任?官民互动经验与社会舆论评价的调节作用

政府的公民信任是民主政治的保证,也是我党“群众路线”的要求与核心。本研究以上海市公务员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精英文化对公民信任的影响,并检验官民互动经验与社会舆论评价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精英文化对公民信任、情感信任与能力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公民情感信任的负向影响强于对能力信任的负向影响;社会舆论评价与官民互动经验缓解了精英文化对公民情感信任与能力信任的负向作用,提高了官民互信水平。这一结果说明,培育政府公务员的服务意识与大众情怀仍至关重要,只有当公务员认可和信赖群众时,在理解和满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基础上,才有助于塑造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努力促成政府与民众互信的良性循环。在理论上深入探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对官民信任的认识,也能为未来提高官民信任、重塑社会互信的实践提供经验层面的支持。

官民协治:韩国城市治理的新格局

本文着眼于韩国之首都首尔的官民协同治理即官民协治经验,尝试探索能恢复“公共性”的城市治理范式。2011年,朴元淳当选首尔市长以来开展的“首尔10年革命”构建的官民协治格局是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体现出对既有代议民主、新公共管理、对立性国家—社会关系的全面超越,实现公共行政民主化的有效途径。官民协治的实质特征可以概括为:最高层次的公民参与,顶层设计的制度空间,基于平等伙伴关系的官民合作,在协调、协同、协力中进行的官民共同决策、执行、评估过程。在韩国语境中的官民协治实践具体包括信息公开制度、首尔居民自治会、“市民会议”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公共领域、市民参与预算制度。同时,官民协治受到内外风险的影响,可能会面临扭曲的参与代表性问题、政治气象导致的协治活力萎缩、程序理性与民主性的冲突等不少挑战。

宋金易替之際河南地區的官民互動——以北大圖書館藏《韶山雲門禪院帖》爲中心

宋金易替之際,河南地區頻遭戰火,更經歷數次政權變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韶山雲門禪院帖》公文碑拓片,是這一時期澠池縣韶山雲門禪院與僞齊、金、南宋各政權官府申訴、交涉,最終以贖買方式收回僞齊所拘占寺產水磨地基的存證。公文碑包含一份“公據”,五份“朱鈔”,模勒文書行款、花押、鈐印,高度接近文書原貌,不僅記録了禪院與官府互動往來的全過程,也提供了宋金時期民間輸納錢物“鈔”的寶貴樣本,更揭示了王朝易替之際,官、民各方的利益訴求,基層社會債務、訴訟關係的延續性,及基層群體以維持、拓展自身生計爲核心的生存之道。

日本新型官民合作基金支持科技创新的经验与启示——以产业革新机构为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目前,我国探索在高新技术领域寻求新的突破点。日本在传统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均拥有较高的核心技术竞争力,这得益于该国实施的一系列高质量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近年来,日本政府利用多种新型官民合作基金,有效激活了民间资本和市场机制。

清代湖南宝庆府慈善事业中的官民互动

清代,慈善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宝庆府地区因其独特的地形使得灾害多发,在官府和民间士绅的共同努力下,宝庆的慈善事业逐渐发展起来,数量不少而且种类多,不仅有官办的育婴堂、养济院、普济堂,体仁堂等机构,还有义桥,义学、施棺等民间善行。官府对这些机构的管理,大多采用士绅管理,其自身负责监督。

清代华北乡村的治安问题及其官民应对——基于顺天府宝坻县青苗会组织的考察

近代以来,随着生态恶化,经济萧条,华北乡村出现了大量偷窃、抢劫、赌博事件,社会治安问题严峻。对于乡村繁多的治安事件,州县地方政府限于治理资源的不足,难以全面干预,不得不加强与乡村社会的合作。在此背景下,华北乡村自发形成了以青苗会为主要代表的自治组织,肩负起村庄治安的各项事务。在维持村庄秩序的过程中,村庄与州县政府不断探索,从而形成了协同合作的关系模式。

官民两线影响下书院景观之适变

书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教场所。书院景观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古代书院文化的理解,拓展对传统营建文化的认识,从而提高国人文化自信。目前,有限数量的书院景观纵向研究主要着意于各时期书院景观的整理与描述,且部分特征的概括缺乏论证。本研究从书院创建者、使用者角度进行景观分析,结合纵向与横向研究方法,依据不同时代背景梳理书院景观形成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把握书院景观的营建特点及整体变化趋势。研究证实,古代书院景观在官民两方建设力量的影响下,存在选址城市化、功能固定化的变化特点,且书院规模由创建者资源调集能力与需求决定,空间同时受官建、民建建筑影响,最终得出官民双方的影响同时对书院景观的纵、横向变化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以晋商为考察对象

以籍贯为纽带的会馆,是明清商业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遍布全国水陆要冲和中心城市的晋商会馆尤具典型性。商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基于货物转运和同乡同业商人团结互助的需要。它有实体的馆驿、细致的规章,在保障自身运作的同时,对商业行为亦构成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前现代商业旅途的艰难、财富命运的捉摸不定,会馆还肩负着价值构建和观念整合的功能,以锻造商人群体的安全感和团结感,农耕社会本土的神灵信仰是完成这种构建的基础资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官僚国家二元结构里,作为社会市场领域的一种机制,从理论上对立的会馆与官僚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倚赖关系。

从“国文”到“国语”:官民互济视域下“五四”语文教科书的出版传播研究

语文教科书的改革、应用与推广在中国近代白话文的确立普及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考察白话运动中官民互济问题的重要观测点。五四时期,在从“国文”到“国语”的教科书语体变革过程中,民间知识精英积极借力政策、市场等多元因素,知识精英的倡议动员和研讨论证、政府官员的政策颁布与标准制定、出版商的组织编撰和出版发行都是国语教科书出版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三方的协同互动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语文教科书的白话转型。

官腔与民调:清末民初白话书写中的官民互济

清末民初白话书写变革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其发生与发展得益于官方与民间知识精英两个主体的参与。官方因受传统的影响,在白话书写的变革中多有因循。而民间知识精英则通过实践不断提出白话改革的方案,并形成了新的话语权。官方与民间在白话书写变革中地位的此消彼长,逐步使精英话语与行政权威达到了平衡。因而在官方与民间双向互动下实现了官民互济,并最终推动了白话书写变革走向通途。

民国时期官民联动传染病防治研究

民国时期传染病频繁发生。面对疫病的肆虐,政府建立起了一套官民联动、群防群治的有效机制。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民众的踊跃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大力支援,民国时期传染病防治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为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受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其同样存在应急管理机制不健全、医疗卫生条件急需完善、民众思想认识有待提高等问题,给今天的传染病防治提供了诸多启示和借鉴。

宋代官民协同治水中的权力、责任与界限——以两浙西路为中心的考察

在宋代两浙西路的水利实践中,代表朝廷权力的官,与代表社会力量的民之间围绕自然河道、塘浦、圩田即存在一定的分责现象,并逐渐探索出了“官民合修、官督民修”等分工、协作的治水模式。官民在长期的治水冲突与协作中,一直尝试寻找某种默契与界限,反映到实物上即官府立定的界址、石碑、圩岸等,这种边界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会伴随权力博弈而发生伸缩变化。界限不仅体现官府在地方水利秩序中的权威性,也饱含了民间力量参与地方水利治理的努力。

官民“和解”乐章中的变调:明清时期井陉地区的麻郎神信仰

作为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以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条件形成了丰富的民间信仰。明清时期井陉民间信仰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博弈的两端,一端是对民众的引导、教化和规训,另一端则是民众的诉求、期许与争夺,中间还夹杂着官民互动、相互妥协与空间共享。由此形成的场域在地方上呈现出一种“上—中—下”的体系模型,构成了地方民间信仰生存的真实样态以及官民“温柔地和解”的主要性状。而井陉贾庄的麻郎神信仰及其民俗虽然是“和解”中的一个变调,但大体没有跳脱出这个生态系统。民间信仰的生存空间是中国古代社会运行、基层治理和民众生活的可见缩影,它既是国人的创造,又反身塑造着国人。

国家审计促进官民共治的作用研究

官民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官民矛盾,缺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的沟通和引导机制妨碍着"官民共治"的实现。国家审计对协调官民矛盾、促进公众参与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可以提供协调官民矛盾的两类信息:"掌握事项"和"建立诚信",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可以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公众行使其作为"委托人"和"纳税人"的权利;引导公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问责,并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有利于实现"官民共治"。

论有效化解官民矛盾的行政法治之路

社会转型时期,官民矛盾不断激化,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从法治政府的视野透析,传统官民关系的观念影响甚广。官民协商及解纷机制不顺畅,以及行政权力的监督体系不健全,是导致当今官民矛盾激化的主要因素。因此,要有效化解官民矛盾,需要在法治观念上,重塑新型官民关系的认识;在制度建设上,要优化多元利益表达和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在法治实践上,要勇于将行政权装进制度的笼子。

试论群众路线的传统官德根基 中国古代官民关系理论探究

"群众路线"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作为理论基础,一方面还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是传统官德中的民本思想与官民一体等优良价值理念的当代发展。传统官德以"官民一体"、"与民同乐"为目的的官民关系,正与当代群众路线所倡导的和谐干群关系相吻合。"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爱民利民的"成圣"理念、"下原于百姓耳目之实"的体察民情都和群众路线有着很大的相通性,从而说明了群众路线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作支撑。同时,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对传统官德的简单沿袭,还体现了很大的超越性,是文化传统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基础上的时代新发展。

论传统官民话语体系的功过与新型官民信任关系的重构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近百年间形成了传统的官民话语体系,并在构建官民信任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转型期影响,官民关系的"话语事故"时有发生,滋生出人们对这一体系的怀疑和信念的动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由"话语事故"引发的官民话语信任危机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为探讨新形势下传统官民话语体系的改进提供了分析工具。

“缠闹政治”:征地拆迁中官民互动与博弈的现实图景——兼论枢纽型乡村治理结构的构建

当前的农村研究为征地拆迁中农民的抗争行为提供了诸多的理解与分析框架,"强国家—弱社会"分析范式从宏观上展现出了极强的现实解释力。然而当前中国农村的征地拆迁实践却展现出了另一番鲜活的图景:"缠闹政治"。蕴含于其中是一种"弱政—刁民"的互动模式与官民强弱关系倒置的场景和更深层次的"民弱",这影响并威胁着良性国家—社会关系与有序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这就要求构建以单中心与多维度的立体关系网络、互补性与有效性并存的全面资源供给保障以及基于社会正义的认同性价值基础为主要特征的枢纽型乡村治理结构。

公民网络诉求中官民理性互动机制探析

网络诉求是网络时代公民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以社会管理取代管制,建立官民网络理性互动的机制,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理性互动,归根到底就是"依理互动、互动趋同"。在强化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同时,通过理性的互动机制彰显公道,超越私利之"异",回归到本有之"同",回到事件本来的是非曲直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化解社会矛盾。

官民协同治理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与发展

官民协同治理代表了政府社会管理的发展取向,它要求政府与国民形成一种合作共事的关系,共同承担对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责任。但是,由于国民社会生活知识和素养的匮乏,以及长期以来国民管理主体地位的缺失,使得其对公共利益的期望日益淡化,国民中的不合作、不服从甚至对抗情绪滋长,使政府社会管理压力增大、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传统的政府与国民之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两极"态势,严重影响到国民对于政府的认同意识和支持度。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官民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所以,从官民协同治理的角度看,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公民权利体系;政府要切实端正其公共性角色;要培育多元化的社会自治主体,充分发挥其社会管理职能和作用,形成政府和社会良好互动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