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文化如何影响公民信任?官民互动经验与社会舆论评价的调节作用

政府的公民信任是民主政治的保证,也是我党“群众路线”的要求与核心。本研究以上海市公务员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精英文化对公民信任的影响,并检验官民互动经验与社会舆论评价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精英文化对公民信任、情感信任与能力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公民情感信任的负向影响强于对能力信任的负向影响;社会舆论评价与官民互动经验缓解了精英文化对公民情感信任与能力信任的负向作用,提高了官民互信水平。这一结果说明,培育政府公务员的服务意识与大众情怀仍至关重要,只有当公务员认可和信赖群众时,在理解和满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基础上,才有助于塑造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努力促成政府与民众互信的良性循环。在理论上深入探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对官民信任的认识,也能为未来提高官民信任、重塑社会互信的实践提供经验层面的支持。

宋金易替之際河南地區的官民互動——以北大圖書館藏《韶山雲門禪院帖》爲中心

宋金易替之際,河南地區頻遭戰火,更經歷數次政權變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韶山雲門禪院帖》公文碑拓片,是這一時期澠池縣韶山雲門禪院與僞齊、金、南宋各政權官府申訴、交涉,最終以贖買方式收回僞齊所拘占寺產水磨地基的存證。公文碑包含一份“公據”,五份“朱鈔”,模勒文書行款、花押、鈐印,高度接近文書原貌,不僅記録了禪院與官府互動往來的全過程,也提供了宋金時期民間輸納錢物“鈔”的寶貴樣本,更揭示了王朝易替之際,官、民各方的利益訴求,基層社會債務、訴訟關係的延續性,及基層群體以維持、拓展自身生計爲核心的生存之道。

清代湖南宝庆府慈善事业中的官民互动

清代,慈善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宝庆府地区因其独特的地形使得灾害多发,在官府和民间士绅的共同努力下,宝庆的慈善事业逐渐发展起来,数量不少而且种类多,不仅有官办的育婴堂、养济院、普济堂,体仁堂等机构,还有义桥,义学、施棺等民间善行。官府对这些机构的管理,大多采用士绅管理,其自身负责监督。

明清商人会馆的地域整合及官民互动——以晋商为考察对象

以籍贯为纽带的会馆,是明清商业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遍布全国水陆要冲和中心城市的晋商会馆尤具典型性。商人会馆的建立,首先是基于货物转运和同乡同业商人团结互助的需要。它有实体的馆驿、细致的规章,在保障自身运作的同时,对商业行为亦构成相当程度的规范作用。与此同时,面对前现代商业旅途的艰难、财富命运的捉摸不定,会馆还肩负着价值构建和观念整合的功能,以锻造商人群体的安全感和团结感,农耕社会本土的神灵信仰是完成这种构建的基础资源。在传统中国的社会与官僚国家二元结构里,作为社会市场领域的一种机制,从理论上对立的会馆与官僚国家,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和倚赖关系。

“缠闹政治”:征地拆迁中官民互动与博弈的现实图景——兼论枢纽型乡村治理结构的构建

当前的农村研究为征地拆迁中农民的抗争行为提供了诸多的理解与分析框架,"强国家—弱社会"分析范式从宏观上展现出了极强的现实解释力。然而当前中国农村的征地拆迁实践却展现出了另一番鲜活的图景:"缠闹政治"。蕴含于其中是一种"弱政—刁民"的互动模式与官民强弱关系倒置的场景和更深层次的"民弱",这影响并威胁着良性国家—社会关系与有序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这就要求构建以单中心与多维度的立体关系网络、互补性与有效性并存的全面资源供给保障以及基于社会正义的认同性价值基础为主要特征的枢纽型乡村治理结构。

话语共识与官民互动:互联网时代政府回应方式的政治学思考

政府回应主要属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畴,然而其与现代民主的内在逻辑具有紧密关联性。在现代民主的视野中,政府回应不仅是公共行政的一种机制性安排,还是现代民主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通过政府回应,有利于推动民主品质的提升。互联网的发展,使公共话语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政府回应模式受到巨大挑战。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和话语方式的变革,使网络时代的政府回应突出表现为一种互动性。官民互动,成为政府回应新的发展趋势、内在要求与核心要义。当前,由于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割裂,使政府回应的互动性处于一种相对紧张的状态。寻求话语共识,应该成为消弭这种状态的基本理念。

官民互动助推网络反腐“蝴蝶效应”

目前，国内外网络反腐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自发性行为的阶段。

官民互动解纷传统与“三调联动”机制建设

170多年的中国法律近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师法泰西"或"以俄为师"的过程。中国现行法律体系,由于偏重"采各国一般惯例"或"与国际接轨",对法制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根基不甚注意,而与民族大众之间仍存在相当的心理疏离。这种移植法制必须进行本土化或民族化改良,如此才能植根于民族大众的心田,才能成为社会生活的实际法制。为推动这一改良,建设"中华民族优秀法律文化的传承体系",范忠信教授倡启"法制(治)中国化"学术工程,并约请周东平教授、陈会林副教授、范依畴博士分别从涉公诽谤罪滥用、官民互动解纷机制建构、亲属参与冤狱防阻机制等细小而具体的问题出发,阐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具体智慧和经验,并就未来中国相关法制改良提出具体操作方案。这样一种基于"历史法学"方法,以当代中国现实法制紧迫弊端的矫正方案为宗旨的研究,是一种宝贵的尝试。本期特刊发这组笔谈,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

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官民良性互动——以胶东为研究中心

恤贫济困是我国传统善举之一,慈善组织是恤贫济困的主要表现方式。清代慈善组织的建立、经营和发展都是官民共同合作的结果,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趋势。晚清,因烟台开埠通商,胶东地区慈善组织的官民互动既有以上海为代表的江南慈善组织开放性特征,又兼具华北内陆地区保守之特性。因此,通过对胶东慈善组织中官民互动的研究,不但可以概见清代慈善组织发展的脉络变化,更能从晚清地方慈善组织的变化中看出不同地域的慈善组织因各地情况之不同而呈现出的不同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歌谣风议与官民互动

民间歌谣是民众生活与情感的直接反映和流露 ,往往会引起统治者的关注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还会促成官民之间的互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歌谣风议引起统治政策的调整变化就是这种互动的生动表现。大体说来 ,这种调整和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升迁或罢黜官员 ;二、调整军事和行政措施 ;三、实现皇权更迭 ;四、改元和祈禳。这些措施包含了顺应民心的因素 ,对于社会的安定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官民互动的典范:明清时期河神黄大王信仰的历史考察

"黄大王"是明清时期盛行于黄、运沿岸地区的河神。早期的黄大王信仰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曾遭到官方的禁止和压制。民间对其形象进行了改造,使其日益符合官方的需要,黄大王信仰也逐渐被官方所认可,并被纳入国家正祀,最终实现了由民间杂祀到国家正祀的转化,这种转化的背后是民间和官方的频繁互动。伴随着黄大王进入国家正祀,在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下,黄、运沿岸地区纷纷建立了祭祀黄大王的庙宇。河神信仰在为清代国家提供祭祀对象、表达利益诉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沿岸民众的祭祀需求,在强化地域文化认同方面亦发挥了显著作用。从黄大王信仰的产生到民间士绅对其形象的改造,再到官员奏请、皇帝敕封,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河神信仰形成及演变的普遍规律。

明代海上力量建设中的官民互动

明朝的海上力量大致由民间海上力量和政府主导的国家海上力量两部分构成。在海上力量建设的过程中,明初呈现出官方主导的态势,明中后期,民间海上力量渐渐壮大,且与政府形成了明显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一方面表现在政府对民间海上力量采取的双重政策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民间海上力量向国家海上力量的转化上。在明代民间海上力量向官方海上力量转化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事例,亦有失败的个案。时局、民间海上力量的实力,乃至其领导者的素质,均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官民互动的当前趋势

评述由头：作为观察政情民意的窗口，今年的全国“两会”表现出鲜明的“E时代”特色。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两会”前夕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调查显示，受访九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重视网络民意，经常上网的全国人大代表接近六成；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开设博客吸纳民意，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在网上“灌水”反映民生。安徽、湖南等省相继将“网络问政”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网络将我国官民互动逐步推向高潮。网络如何迅速成为民意表达的主渠道？其中有怎样的必然性？官民互动的的本来面貌应该是怎样的？还有怎样的改进空间？

明清赈恤中的官民互动及其现代价值

为探索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构建途径,运用比较借鉴的方法剖析了明清时期赈恤中的官民良性互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构建政府与社会力量相互补充融合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的借鉴意义。分析认为,在现代社会救助体系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然而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力量是现实的选择。

官民互动促进群众体育组织化推进——永新老年体育的个案考察

该文以永新官方和民间力量的互动为主线,从组织建设、资源获取、与活动开展相互促进的综合视角,对永新县域老年体育发展个案的梳理和剖析。认为永新老年体育组织化推进中官民互动包括官促民动、民间联动和民动官助三个层次:官促民动带动了体育组织网络的构建,民间联动促进了体育组织实力增强,民动官助促进了组织活动持续深入开展。揭示官民互动促进群众体育组织化推进的基本经验与启示,为群众体育组织的培育、管理等实践活动提供参考。

新媒体与官民互动探析——以新浪微博为例

从我国目前的政治文明建设和国家政治方针政策的发布实施来看,新媒体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分析了其作为新媒体的代表,如何为公民和政府提供联络的桥梁,促进公民和政府的交流以及我国的民主进程。

明清动乱背景下的达濠社会变迁与官民互动——以达濠寨和达濠城的建立为例

从明代寇乱到清初斥地,东南沿海持续了长达两百多年的社会动乱对处于王朝版图边缘的达濠岛产生巨大的影响,伴随着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的弱化、更迭与重建,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与官民互动。达濠村寨的建立是在明朝中央政权无法维持地方秩序情况下,达濠民众力求自保的表现。至今依然在达濠岛上流传的"许公生祠"传说,则反映了达濠民众对展界后清政府设立达濠营和修建达濠城、强化了中央王朝对达濠岛的统治、重建达濠社会秩序的肯定。

中国大陆社区矫正法的立法进展与官民互动

自2003年在中国大陆由中央部门主导的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不久,即开始了制定社区矫正法的相关工作。这些年来,民间力量和官方机构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努力,立法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之间发生了密切的互动,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效果。

网络反腐健康发展应注重官民互动机制的建立

新时期网络反腐是否能得以健康发展,虽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其工作机制不佳是一个重要原因。针对日益"井喷"的网络反腐态势,必须建立健全官民互动机制。建立健全官民互动机制首先应明晰专门反腐机关、网络运营商、新闻媒体和普通网民等各类网络反腐行为主体的内在责任。在明晰各类网络反腐行为主体内在责任的基础上,加强有利于网络反腐互动机制运转的保障性制度建设尤为重要。

网络时代官民互动的变化及其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网络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官民基于网络的良性互动对政策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都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也给社会治理模式、治理能力、治理机制和治理手段带来严峻挑战。必须尽快适应新型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趋势,完善网络平台,创新管理手段,疏通官民互动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