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共治”及其现代转型

“官民共治”是关于传统至现代政治治理关系的一个概括。以权力合法性来源为判断标准,传统“官民共治”属于人治类型,现代“官民共治”属于法治类型,前者属于“人治-吏治”模式,关键在于“用人”和“治术”,集中于政绩中心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追求上;后者属于“法治-自治”模式,关键在于“尊法”和行宪,集中于公共福祉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上。辨明传统与现代的“官民共治”的类型和模式,可以从制度文化变迁和制度转型的逻辑上,来理解和解释当下政治治理关系,并能够结合历史与现实对“官民共治”做出重新定义。

国家审计促进官民共治的作用研究

官民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政府公共服务不到位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官民矛盾,缺乏公众有序参与治理的沟通和引导机制妨碍着"官民共治"的实现。国家审计对协调官民矛盾、促进公众参与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可以提供协调官民矛盾的两类信息:"掌握事项"和"建立诚信",一定程度解决了政府决策、执行和监督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可以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公众行使其作为"委托人"和"纳税人"的权利;引导公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问责,并提供良好的信息平台,有利于实现"官民共治"。

官民共治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之框架

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公共资源与非公共资源配置相结合的过程,仅有政府或市场无法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官民共治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是政府、以学校为代表的办学机构以及相关的非公共组织协同治理职业教育各项事务方式的总和。分工规定"官"和"民"的权责,它维系各方利益,使之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构建官民共治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宗旨,是相关主体利益契合或权责对等,利益驱动是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有序运行的动力,民主协商是现代职业教育善治的基本原则。

官民共治:关于乡村治理秩序的一个概括

以"官民共治"概念对传统以至于现当代的乡村治理秩序做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概括。皇权时期的乡村治理秩序是一种建立在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官民共治秩序,近代以来现代国家建设形成的官民共治秩序,是在现代化的压力下,为了整饬传统基层吏治腐败和重塑新的政权代理人。一方面,乡村社会秩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功能实现部分;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形成新的官民互嵌性权力结构体系。前者的国家治理逻辑是后者治理结构形成的原则和制度条件。以"官民共治"概念来剖析乡村社会治理秩序,是为了明确当今乡村治理转型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发展条件。

俞可平:各级政府应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正式提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

中国要走向官民共治

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官民共治。这些年来，包括政治学界在内的中国知识界越来越重视并倡导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这决不是知识分子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他们不懂中国国情，更不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结果，不是西方的“陷阱”，不是所谓的“杂音”和“噪音”。恰恰相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尽管在官场严重腐败的背景下，学界也难于幸免。但我始终相信，中国知识界中恪守良知、担当道义的大有人在。他们既扎实地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又充分地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自己的知识和思想贡献于振兴中华的大业，一点一滴地推动着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当今世界，之所以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日益强调官民共识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官民共治是实现善治的基本途径，是通往人类理想政治状态的必由之路。

政府主导下的官民共治: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在面临重要发展战略机遇的同时，也步入社会转型和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原有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形势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治理理论在西方兴起。通过对之予以扬弃，并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看，政府主导下的官民共治应当成为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方向。

官民互治与官民共治比较研究

官民互治是指政府官员与社会公民在法律前提下,依据宪法和法律等社会契约,通过行使或履行权利义务所进行的相互交往、相互制约、相互管理的活动;官民共治是政府官员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其实质是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官民互治与官民共治的主客体存在差别,重心也有所不同。但两者从理论上来看是共通的,相互作用的。只有在官民互治的价值引导下进行官民共治,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重构社会秩序 走向官民共治

当前强调国家—社会协同治理的原因有三:官民共治是实现善治的基本途径;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重建新的治理秩序的需要。推进国家社会协同治理的着力点有五个方面:确立政治核心价值,重构政治认同;改造公民教育,强化公民主体意识;强化执政道德,再造政治信任;完善制度环境,扩大公民参与;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自治。

走向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分化大体定型：以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以企业主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以公民为代表、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系统。

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分化大体定型：以政府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以企业主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以公民为代表，以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系统。改革开放后，首先分化的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经济社会），

官民共治:成都市基层治理的新方向

官民共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之一。近年来,成都在探索“官民共治、良性互动”的基层治理模式上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与官民共治的现代治理理念仍存在一定差距。本文拟从官民共治的理念出发,通过成都营造官民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的有益探索,发现成都在营造官民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方面存在着官方力量的定心丸作用发挥不充分、群众力量的活力源作用待加强的问题,应当通过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明确角色定位,不断提升政府服务水平;拓宽治理渠道,构建官民利益表达机制三条路径逐步构建起官民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中国要走向官民共治

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已有过三种基本形式，即自治-官治-共治。官民共治是共治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随着社会力量的日益增长。国家将不断地还政于民、还权于社会。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政治进程。

官民共治:抗战时期延安治安治理模式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政权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在延安充分动员民众进行治安治理。延安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下的官民共治。政府治安组织、群众团体以及广大民众中的积极分子都是治安治理的主体,且各自有着明确的权责关系。延安治安治理模式的成功对当今的启示是:节约社会治理成本,推进多元治理;弥补制度缺陷,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增进官民互信。

官民共治之行政法人

刘宗德、陈小兰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5月版 著者陈小兰在该书《自序》中写道：“本书包括两大部分，前半部由不才初生牛犊地泛论行政法人制度。先介绍各国政府改造之基础理念-新公共管理论，并概述思潮所及之美、英、德、日及我国依循‘效率精神’之组织变革，再由传统公法人理论出发，比较探讨先进国家公法人及类似组织体之机制。

重构社会秩序 走向官民共治

当前强调国家—社会协同治理的原因有三：官民共治是实现善治的基本途径；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重建新的治理秩序的需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切实推进官民共治，有以下几个着力点：第一，确立核心政治价值，重构政治认同。核心政治价值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认同的基础，也是民主治理的根本价值所在。

重构社会秩序,中国需要走向官民共治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的政治学者俞可平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双月刊）上刊文指出，官民共治或国家社会的协同治理，就是政府组织与民间组织共同承担起公共治理的责任。从狭义上说，它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改善社会治理状况的关键所在。从广义上说，官民共治也是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

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正式提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近年来，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之后，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逐步从原来的管制为主，开始转向培育和鼓励为主。

中国要走向官民共治

从治理主体的角度看，人类社会至今已有过三种基本形式，即自治一官治一共治。官民共治是共治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随着社会力量的日益增长，国家将不断地还政于民、还权于社会，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政治进程。

《动物文明建设,请从善待动物开始》系列报道之三:流浪动物收容,“官民共治”任重而道远

疫情肆虐下,出于种种原因,家养动物被摔死、遗弃的新闻时有发生。四川省一家小动物保护中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疫情以来,基地一个月左右收养了近20只被弃养的宠物犬,有些狗主人直接将狗放在基地门口就走掉了,根本没有机会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