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权利保障方法的“官民博弈”——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

在走向21世纪的转型时期,民众日渐增强的实质民主的诉求与官员滥用职权侵犯民主权利的现象形成了尖锐的"官民"矛盾。为了保障民众权利,就要使官方的管理理念从传统的工具理性思维转变为交往理性思维,让民众与官方双方形成平等辩驳的态势,各方说出自己的苦衷与希望,最后达成协议。实现"官民博弈"就是要实现话语权平等的平台。权力的合理分配、多元化的官民博弈渠道、司法的财政独立等,都是促成"官民博弈"形成的途径。

跨界采捕与权力僭越:清代闽船入浙捕捞行为下的官民博弈

海洋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各种海上力量的载体,海洋社会权力即海上力量利用和控制海洋的权力。在稳定的海洋经济环境下,官方与民间的海洋社会权力并行不悖,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反之,则产生激烈的动荡,权力的僭越在所难免。明清以降,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以闽船入浙捕捞为代表的跨界采捕活动,逐渐成为东南海域渔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囿于帝国机构管理制度的缺陷,以及官方实际操作的不力,海上捕鱼作业一度得以摆脱官方控制。与此同时,出洋跨界捕捞成本较高且风险难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付出惨重代价。暂时性的海上社会权力僭越成为民间海上人群用来缓解自身生存困境的变通方式,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海上盗窃、海上抢劫、盗割渔网、走私米粮等。对于这种现象,沿海官方系统将其视作海上社会动乱的潜在隐患。而海上暴力事件的频发,也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持续出台应对之策,期望借此维持东南海域秩序。由此,便在闽浙洋面上演了一幕官民博弈的生动景象。

互联网时代下官民博弈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互联网时代下的官民博弈,由于当下独特社会结构与政治权力的形塑,具有内生与外赋的双重内涵。而从结构的角度看,"权力—利益—认同"之网的阻隔,已经成为官民博弈常态化的根源。而在对博弈得以实现的结构条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出官民良性博弈的路径是本文的最终主旨。

从黄震抚州赈灾个案看南宋官府与富民的博弈

南宋末期抚州饥荒严重,黄震临危受命赴任知州连发二十份榜文劝谕富民粜粮赈灾,先后采取了道德规劝、官职激励和强制开仓的手段迫使富民参与赈灾。这一过程虽以官方胜利收场,但是整个赈灾动员中富民不仅缺乏参与的积极性,而且以傲慢姿态应对官府的劝诱和威逼。在这场官民博弈中,富民凭恃自己的财富优势与官府对抗,他们试图利用其囤积大量粮食掌握卖方市场这一财富优势,重构富民与官府的关系,并以此改变自己的社会话语权。由此可见富民的社会话语权,既可主动与官府合作,通过担当社会责任来获得;也可以通过与官府对抗展示实力,改变官民关系来获得。他们的财富实力和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力使他们逐渐成为对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中间层。

财富分配与官民利益博弈之争:北宋熙宁变法及启示

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同推动的熙宁变法,以失败告终,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熙宁变法为达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以增加政府税收为重点的系列变革,必然面对天下财富分配及官民之间利益博弈的尖锐矛盾,招致了司马光、苏轼等文人士大夫的强烈反对。他们在富国与富民关系上,主张富国必先富民,在国家财富分配和官民利益矛盾问题上,要求适当兼顾两者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当今推进改革必须认真处理的问题。怎样制定有效的财税和分配政策,更多地惠及民生,实现民富与国强同步,历史提供的有益启示值得借鉴。

与众不同的小镇故事——读《小镇喧嚣》

吴毅著《小镇喧嚣》一书以独特视角将一个乡镇场域中所发生的故事,以文学式的描摹与学理性的分析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图景,也为乡镇政治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