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主义还是“官治主义”？--中国古代“官治”社会基本特征及对现时代的影响

文章第一部分在分析封建主义范畴基本规定性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不是封建主义而是官治主义,中国古代社会是"官治"社会,"官——民"二元结构是它的基本特质。文章的第二部分着重对官治社会四个方面的特征作了具体的分析,第三部分则分析了传统"官治"社会特性在现时代的具体影响及其消解的可能路径。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在官治与民治之间:关于基层社会秩序变革的一个概括

传统基层社会秩序由公-私两大统治体系构成,公代表官治体系,私代表民治体系,但这不是两个分殊的、对立的体系,两者是一种依存和互嵌关系。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这种秩序原则以新的权威形式被熔铸到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形态当中。当代基层社会秩序的重构,一方面要建立在传统社会秩序规则与现代社会秩序规范的贯通基础上,另一方面则把秩序原则确立在法治框架下的社会自治基础上。

官治、民治规范下村民的“自在生活”——宋朝村民生活世界初探

两宋文献显示,在日常生活的许多"私"领域中,皇权无意、也缺乏足够的行政力量完全控制村落民户。在这些看似"国家不在场"的领域,皇权只能听任村民们"自在"生活。只要村民能够按时完税服役,保持乡间社会秩序稳定,皇权控制是相对无力或疏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权控制的若有若无或"无为而治",实际上,宋朝广大村民生活在一个庞大而细密的社会控制网络之中,其中有来自皇权渗透于乡间的"官治"控制网络,它表现为刚性的行政治理;有"以民治民"的"半官方化"的乡役等模式,"民治"实质上乃"官治"的延伸与变异,其统摄村民的方式更加隐蔽;此外,交织于"官治"和"民治"之间的、柔性的儒家纲常教化理念的统摄力也相当显著。宋朝村落在"官治"与"民治"交织治理模式之下,社会秩序相对和谐。较之宋以前诸朝,两宋社会控制模式更显多元,"官治"和"民治"的色彩和绩效都更加明显。

“自治”与“官治”:从地方自治改革看清朝的灭亡

地方自治是晚清民间吁求之一,立宪派、革命派将其视为民主建设的基础。新政开始后,清政府将地方自治纳入改革范畴,对如何改革,各级官员有不同看法。为稳步推进,清政府在天津进行了自治实验。在此基础上,推出地方自治的最终方案,其实质,就是在官方监督下,建立分权制衡式的自治组织,并在不影响官方税收的前提下,筹集资金开展地方建设。这种"官治"色彩浓厚的"自治"方案,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清朝灭亡的诱因。

人治、法治、“官治”--论传统中国社会的官治性质及其影响的消解路径

文章在分析人治、法治范畴基本规定性的基础上,指出人治概念不足以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性;而沿着"人治——法治"分析框架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概括社会基本特性的逻辑理路,文章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官治"社会,"官——民"二元结构是它的基本特质,并对其三个方面的特征进行了概要的叙述;最后文章分析了传统"官治"社会特性在现时代的具体影响及其消解的可能路径。

清代地方官治行政的传统特征

清代地方官治行政是其整个封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深刻孕含着传统又呈现颇具时代性的鲜明特征,这主要是:“督抚分寄、层层督责、互相牵制、一准乎上”,“长官独任、佐幕辅助”,“职能狭窄”。因封建政权的本性,这些特征导致了官治的腐败和行政的低效,成为了清代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

解放思想的重点是突破官治主义束缚

党的十七大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第三次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它有没有一个重点内容呢?作者认为,突破官治主义的思想束缚就是其重点内容。理由是:影响现实中国的主要历史传统是官治主义;官治主义是妨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根源。

南朝鲜的“官治金融”

40多年来,南朝鲜金融政策基调转换三次:从1945年到50年代末,金融政策基调为稳定政策;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推行经济开发计划,金融政策基调转换为“增长金融体制”;进入80年代,金融政策基调转换为强调“安定政策”。由于有利地推行安定政策。

“以法治吏”——试论唐朝前期官治的特点

较之前后其他封建诸朝而言，唐朝前期以“贞观之治”的“盛世”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确立如此之高的地位，其官吏管理制度的法律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即通过公开、确定的行政法律来组织和建设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与政治理想的官员队伍，同时再辅以一定的监督制度来保证官吏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能够依法行事、遵纪守法并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史书所谓“以法治吏”、“吏治清明”即谓如此。

乡村治理:官治与自治的观念博弈

转型时代的乡村治理,反映着官治与自治观念围绕公民权利、集团利益与公共利益展开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博弈。为抵制维稳思维下层出不穷的公权肆虐、适当控制日益泛滥的维权行动而缓和社会各层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整个社会都需要继续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洗礼,在廓清权利与权力伦理的基础上,寻求具体现实的改善可能。从权利与权力的自然伦理这个角度切入,可以培养公民权利意识,这是失序的乡村社会迫切需要重建的核心价值。这种重建无法全面移植现代性的全部文化条件,也不可能完全无视中国传统的乡土秩序,而应该是一个扬弃与取舍的选择过程。

汉官治辽简论

公元10世纪初至12世纪中叶,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先后与中原地区的五代、北宋相对峙,雄踞于中国北方。契丹族之所以能够在封建割据、乱纷飞的局面中,由弱小民族迅速发展成为强盛民族,由部落联盟发展成奴隶制国家,进而发展成为封建国家,自有其成功的奥秘。历史证明,一个落后、弱小的民族只要振作精神,积极进取,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善于引进其他民族的治世人才,一定能够走上成功之路。从这一认识出发,重温辽代历史,可以看到古代契丹族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自10世纪初就走向了改革旧体制、向中原汉族开放的道路。虽然史书中有所谓“军国大计,汉人不与”的说法,然而史实证明,汉官自耶律阿保机建国始,在有辽一代的重大军国大事中,汉官不仅发挥了智囊作用,有时甚至起了决策作用。

青县从村官治村到村民治村的嬗变——河北青县村民自治见闻

近几年，河北沧州市下辖的青县，因为“村民说了算”的村治实践，被誉为“青县村治模式”而名闻遐迩。 早在三四年前，县委书记赵超英针对农村的“乱”（上访）提出了“治”（村民自治）的思路——让村民向已当家作主：没有想到这一县有前瞻性的思维．通过实践检验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一时间，青县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那时“天天接待媒体记者”．青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助理黄绍华说，“青县模式”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过去村官一言堂式的“治村”思维已经被现在的村民民主自治理念彻底取代。

违章搭建从官治起

违章搭建，可能是生活在中国的华人的一种“嗜好”。据报道，香港的违章搭建（粤语称之为“僭建”）也是不计其数，除了平民阶层以外，被媒体频繁炮轰的还有香港高官，从最初的教育局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直到曾荫权、唐英年乃至梁振英，不少香港艺人也被牵涉其中，如杨千嫜、郭富城、陈小春等。据说曾荫权的违章搭建只是用玻璃封了阳台；唐英年违规搭建了一个面积2247平方英尺，高度为3．3米的地下室，情况比较严重；而梁振英的违章搭建虽不严重，但因其测量师的身份而更加敏感（2012年7月2日《中国房地产报》）。

媒治、官治、问责制

有权必有责,权责须一致。权力与责任的正比关系,是确保权力正当运行的基础。这就好象交通工具的进化——速度的提升必须伴随安全措施的提升。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速度越快也就栽得越惨。＂有权而无责＂或＂权大而责小＂的责任机制,造就了官场畸形的高风险。如今官员贪腐弊案事发,涉案金额动辄以千万甚至以亿元计。若问责制能把关在前,让权力及时得到警醒,何来如此乱象!

官治与自治之间:清末州县劝学所述评

在清末的兴学热潮中,州县出现了一个新机构——劝学所。劝学所总董和劝学员由本地人担任,办学经费主要是自筹,职权上包揽地方一切办学事务,具有很强的自治特点。但是,由于当时地方自治并未成立,劝学所更多的是秉承提学使指令,并在地方官的监督下开展工作,所以只是一个半官治半自治的机构。随着劝学所的出现,州县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劝学绅董群体,他们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官府的札委,职责范围涉及官办学务和自治学务两个方面。虽然他们并没有被纳入正式官员的行列,但却具有正式权力,成为半官半绅、亦官亦绅的双面人物。劝学所的这一特点充分反映了清末地方机构改革中新旧交替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征。

裸官治裸

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于2012年1月4日全票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其中一条规定引人注目：

由官绅制宪、公民制宪到学者制宪——从制宪权看湖南自治运动中官治与民治的斗争

20世纪20年代,湖南首发联省自治运动,以求"湘人湘事自决"。自治的第一步是制定省宪法,于是制宪权的归属成为各派斗争的焦点。斗争的结果使中国与联邦主义失之交臂。联省自治运动,既是批判性的又是建设性的,它向我们揭示了不能充分反映民众要求与利益的制宪,只能是昙花一现,不可能真正推动中国宪政运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