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官第一署变动考——以郑和下西洋为视角

明初内官监为内官第一署,后其地位为司礼监所替代。对于宦官制度的这一重要变动,学界一般认为是司礼监地位的提升。然而,却显然没有考虑到内官监沉降与司礼监上升的互动关系。永乐初年作为内官监太监的郑和,具有内官第一署长官的显赫地位,其在下西洋决策中的作用应该重新审视;解析内官监职掌,说明下西洋与迁都北京有着直接关联,而持续28年出使海外,为宫廷取宝是下西洋主要目的,内官监的采办职能由此凸显;而后郑和守备南京,内官监的营建职能凸显,形成了由近侍主管到职掌营造的转变,乃至后来内府工部的定位。下西洋导致了内官监疏离内廷中枢,成为其内官第一署地位丧失的关节点。

中国依法罢免村官第一案的启示

对“村官”不信任、不满意的一首民谣在农村流传:“镇上是他的爹,区上是他的爷,告到联合国,还得找他爷。十年帐目不公开,还说他廉洁,谁要敢炸刺,蹲你六个月。”所以,像集乐村这样想罢免“村官”的农民大有人在,但像集乐村这样成功行使罢免村的村子却非常罕见。集乐村的成功,值得思考和借鉴。

求是求正 学书正路——论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的书学思想

欧阳修在书法上推崇的"学书为乐"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思想同样也成为"宋人尚意"理论的最好注脚之一。但"学书为乐"并非弃法度于不顾。通过剖析其《与石推官第一书》一文,分析其中内含的书理,并阐明该思想对今人学习书法的意义。

提供更卓越的产品与服务——天基电气圆满收官第十九届广州国际照明展

2014年6月9-12日,第十九届广州国际照明展暨第11届广州国际建筑电气技术展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盛大举行,2500多家来自国内外的参展商同台亮相。其中,全球专业开关制造商天基电气天基电气将携旗下智能家居、电工、低压电器、照明等全系列产品,以全新的设计,向全体消费者展示天基品牌形象.天基电气此次参展,可谓全新亮相。

中国“民告官第一案”启动重审,索赔国家赔偿1.6亿

近日，备受海内外媒体及司法界关注的“中国行政第一案”——（广东）佛山市民陈锦洪诉佛山市经委（现更名为佛山市经济贸易局）行政侵权，并索赔国家赔偿1．6亿一案在佛山市中级法院举行听证，佛山市中院召集原被告进行听证。

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首席营销官职位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企业营销管理工作变得愈加复杂,无论是从实践角度还是理论角度,企业都需要了解在团队中设有首席营销官(CMO)职位能否提高企业营销绩效。选取2015—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批发零售行业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研究高管团体中设有CMO职位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CMO职位正向影响企业营销绩效;企业营销能力和媒体关注度在CMO职位与企业营销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调节了CMO职位对企业营销能力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高管团队建设和营销管理实践提供了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及特征研究——以十一个城市为例

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全面统筹数据运营与管理、发挥数据资源价值、以数据要素驱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完善数据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十一个城市发布的政府首席数据官试点工作方案进行系统性梳理,总结当前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以及特征,可以发现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针对当前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现状,提出细化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加强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建设以及优化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机制三点完善建议,可以为一些省市落实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提供参考,从而完善我国公共数据治理体系,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论韩非的“理性官僚制”——兼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韩非基于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情势,为实现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蕴含着其实现清明吏治的卓绝努力。这一理论尝试比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性官僚制”领先两千多年。尽管韦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韩非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旨在韩非思想中都已得到充分阐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论更多是在哲学层面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韩非的理论不仅有哲学原则的指导,更包含一整套科学而又可操作的吏治之道。虽然官僚制在历史实践中日趋走向僵化,但蕴含在官僚制理性基础之中的法治观念以及等级化、专业化等原则,在组织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韩非的吏治之道依然值得大力借鉴。

唐代渝、涪二州贬官流人考

唐近三百年间贬、流渝、涪二州可考者25人,其中渝州10人,涪州15人。以时段多寡论,玄宗朝5人,高宗朝4人,中宗、肃宗朝各3人,武周、僖宗朝各2人,代、德、宪、穆、文、昭诸朝各1人;以谪罚性质论,贬23人(未之任者1人),流2人;以贬后任职论,刺史12人,长史、别驾2人,令、尉5人,司马、司户、参军4人;以诗文创作论,刘宪、韦述、陆坚诸人均有作品流传。

浅释“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

历代医家均围绕《黄帝内经》中膻中如何“喜乐出焉”一句有所发挥,现代学者多集中于膻中穴调畅情志的应用研究,而对膻中本身与喜乐联系的探讨较少。本篇系统梳理膻中相关古今文献,提炼其“喜乐出焉”之机理,认为喜乐由心所主,膻中官位臣使,代为传达,而其作为臣使之官,借由气和、志适、血畅之特性,共助宣达喜乐。其中气和乃言膻中为气海以汇聚诸气而传导信息、志适强调其内里清虚空静不耐邪扰、血畅则言其宣通血脉以防气滞及传变,三者任一失常均可影响喜乐的正常传达。除膻中穴的应用研究外,着眼膻中本身探求喜乐不节之病因,或可在情志类疾病的病机认识上裨补阙漏。

藏药日官孜玛通过NF-κB信号通路对小鼠乙醇性胃溃疡的胃保护作用

目的:通过灌胃无水乙醇建立小鼠乙醇性胃溃疡模型,研究日官孜玛总提物对小鼠乙醇性胃溃疡的保护作用。方法:随机将60只KM系小鼠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奥美拉唑阳性组、日官孜玛总提物低、中、高剂量组,共6组每组10只。灌胃给药一周后,禁食不禁水24h,末次给药1.5h后,除空白对照组给同等体积的生理盐水外,其余五组按照体重灌胃0.1mL/10g的无水乙醇造模1h,建立小鼠乙醇性胃溃疡模型。造模1h后,取血取胃,计算乙醇性胃溃疡的损伤发生率及损伤抑制率,制备血清上层液和胃组织匀浆液,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胃组织病理学变化;试剂盒检测血清中一氧化氮(NO)、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胃组织中丙二醛(MDA)、髓过氧化物酶(MPO)的水平;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检测胃组织中p65、IKK-β、TNF-α和IL-1β的mRNA表达情况。结果:正常对照组小鼠胃黏膜光滑完整,无出血现象,其余各组小鼠均出现了黏膜出血、组织不同程度坏死。模型组小鼠胃损伤最为严重,表现为大块的出血面积,呈鲜红色。与正常组相比,模型对照组HE染色图表现为组织整体结构异常,黏膜层小面积坏死,黏膜下层结缔组织排列疏松,少见淋巴细胞浸润,血清中NO、胃组织中MDA、MPO及胃组织中p65、IKK-β、TNF-α和IL-1β的mRNA表达水平显著升高(P<0.05),血清中SOD水平降低(P<0.05);与模型组相比,阳性组和高、中、低剂量日官孜玛总提物给药组则表现为点状或条状出血,出血面积明显缩小、损伤发生率明显下降(P<0.05)、小鼠胃组织病理损伤有明显改善,血清、组织相关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善。结论:日官孜玛总提物能通过抑制NF-κB信号通路中关键基因p65、IKK-β、TNF-α和IL-1β的mRNA表达,抑制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对小鼠乙醇性胃溃疡产生保护性作用。

“数字+博物馆”:元宇宙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以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作为一种媒介,既是国家历史文化的时代缩影,也是国际传播的“金色名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中华文化诠释者的重要角色。元宇宙作为集合人工智能、扩展现实等新兴技术的媒介产物,不断刷新人们的技术想象,也为文博领域的发展拓宽了技术空间。由此,文章根据“数字+博物馆”的逻辑,聚焦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个例,分析其国际传播的价值与掣肘,发现其在元宇宙技术的加持下,可尝试通过沉浸化虚拟空间搭建、数字化藏品信息建档、交互化虚拟数字人设计和受众个性化定制四种途径来提升数字文化传播力,为中国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提供可行之策。

数字变革中的高校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及其嵌入研究

当前高校数字变革遭遇了多种形式的困顿:数字变革价值共识未达成,数字化转型内驱力不足;数字化投入不足与进展碎片化,整体推进机制需构建;数字化部门的责权利失衡,数字治理能力难以彰显;数字化主管整体素养不足,数字化领导力需提升。为此,高校亟须嵌入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高校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有内外之分,前者关涉首席数据官的任职规范以及其所领导的数据治理中心职责界定,后者核心为合理规范首席数据官的责权利,以实现内外协作,为学校数字化转型提供必需的领导力支撑。高校在现有内部治理体系中嵌入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需要打造重视数据价值创造的组织文化,系统完善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的内外部要素,合理规范高校首席数据官的责权利,提升高校首席数据官群体的能力与素养。

论明清官窑青花瓷图像的三重释义——以二维程式化植物纹为例

明清官窑青花瓷的植物纹饰具有强烈的二维程式化特征,运用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从前图像志分析、图像志分析,以及图像学释义三个层次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引用母题、象征等图像学概念,完整论述官窑青花瓷植物纹饰所包含的图像学释义。

清代部院堂官对下属官员的选任

清初承明制,地方官和京官皆由月选抽签产生。任用京官多称“授”,地方官任职则称“补”。但京官有不少职务需要具备专门才能的官员,于是仿效地方官选用,形成较为完备的京官题补选用体系,部院堂官选用下属司官最主要的制度就是京官题补制度。与题补地方官不同,京官题补必须为二人,即拟正和拟陪,最后由皇帝挑选一人。荐举官员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被保用的官员违法犯罪,保举者也会面临罚俸、降级等处罚。“咸同军兴”以后,朝野事务更趋繁重,内外臣僚的选官人事权皆不断提升,吏部月选范围日益缩小。

从历史档案看宋朝官吏管理的法文化——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为切入点

对官员的考察是职官法内容的重要部分,可以使官员在任期间行为得到国家强制性约束。由于磨勘法的盛行,宋廷对官员的考察多以批书印纸的方式体现和进行,故而在《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所呈现出的与徐谓礼相关的考课内容,多以批书印纸的方式保存了下来,这些录白印纸反映了南宋中后期中下层职官的考课经历。以《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为研究切入点,对比由北宋至南宋职官考课法的变迁,以此分析两宋不同时期对职官要求的不同侧重,以期为当下依法治官、从严治官提供历史经验。

北魏前期“羽真”官号授予机制研究——以碑志史料为中心

从现存碑刻、墓志及少量传世文献来看,宗室显贵、镇边军功和内附归魏是北魏前期授予“羽真”的三大主要条件。北魏初期授予近幸重臣“羽真”,有对其祖辈分管领土之先绩的肯定,当政权体制转型时,“羽真”分治领土的军事色彩逐步减弱,原本蕴藏的“亲从”内涵强化起来。太武帝时期多将一般“羽真”授予随驾亲征的镇将,是出于征战略地、管理内附者的需要。自文成以降,一般“羽真”大量授予身边近臣甚至宦官,特殊者则授予外戚,进一步显示皇权统治力的增强。

天津图书馆“读者选书大会”(第二季)暨津版优秀图书展圆满收官

2024年4月20日—4月23日,为期4天的天津图书馆“读者选书大会”(第二季)暨津版优秀图书展在天津图书馆文化中心馆区圆满收官。2024年1月,天津图书馆筹备酝酿“读者选书大会”(第二季)。在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统筹领导下,天津图书馆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