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来国内官箴书研究述评

官箴文献虽然产生较早,但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我国学者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加以研究。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古代官箴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对官箴概念的探讨,研究者着重从概念的界定、内容、形式、起源与演变四个方面来对官箴进行界定;其次是对官箴书的具体研究,我国学者较侧重于文本的内容与思想的解读;最后是理论视角的转换,新的理论视角为我国官箴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国内关于官箴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则多出于资世的视角。

“箴”的流变与历代官箴书创作——兼及官箴书中的从政道德思想

“箴”是西周时期出现的一种文体。在“箴”的发展历程中，就规诫对象而言，它经历了由君王到百官再到私人的发散式嬗变；就体式与风格而言，它经历了由单纯的四言骈文向骈散并举、由单纯的短章向长短并茂的裂变式演进。官箴书是“箴”这一文体一步步发展的必然产物。自唐至清，官箴书的数量几乎呈几何级数地增长着，而以忠君爱民、清廉俭朴、诚信公正。

清代高层官员推动下的“官箴书”传播----以陈宏谋、丁日昌为例

由高层官员来推动"官箴书"的编撰、出版和流传,是清代"官箴书"的主要传播方式之一,具体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官员自己编撰,并将其推而广之。二是官员本身对于"官箴书"的编撰没有太多的贡献,但着力推动这类书籍的传播。这些高层官员不仅本身具有丰富的为政经验,而且关注吏治,希望通过"官箴书"来劝诫官吏,并弥补他们法律知识与从政经验不足的问题。而这种向属吏刊发"官箴书"的方式,不仅保证了此类书籍在一定区域内能够得到较好的传播与接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皇权推动下“官箴书”的编撰与传播--以《钦颁州县事宜》为例

作为清代"官箴书"的代表作品之一,《钦颁州县事宜》一书在内容上基本涉及到州县衙门日常事务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部权威性的"州县指南"。该书是在雍正皇帝的积极推动下,由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官员编撰而成;并经雍正审定后,谕令刊刻、颁发给全国的州县官员,是典型的通过皇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官箴书"。这既与雍正厉行整饬吏治的意图有关,也与他希望藉此弥补州县官的法律知识与从政经验之不足有关。在皇权的力量之下,《钦颁州县事宜》不仅传播范围广泛,而且在清代的州县行政与司法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怀疑与信任：清代地方官员司法权威的构建--以刘衡所著“官箴书”的吏治思想为例

清代大量出现的"官箴书",一定程度上是官员治理经验的总结,具有实操性与实践意义;同时又是官员治理理想的诉求与表达,可以作为吏治思想或观念表达的资料加以运用。清代著名循吏刘衡在其编撰的"官箴书"中,表达了州县牧令的焦虑: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决定了牧令在行政和司法过程中不得不依靠吏役阶层,但又无法信任这些辅助人员;另一方面,吏役的各种恶行,导致了民众对吏役的不信任,进而对官员的不信任。在刘衡看来,州县官员既要重塑自身的形象,又要对书吏、衙役、门丁等人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同时也应疏通官民之间的情感;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和认同,重建地方官员的司法权威。

古代官箴书中反腐倡廉浅析

古代官箴书中反腐倡廉浅析彭忠德古代的官箴约有８０余种，大多是将如何为官的箴言简单地汇编为一书。其中，关于反腐倡廉的箴言散载各书①。古代官箴有关反腐倡廉的箴言，可以分作如下三个部分：提倡清廉清廉是官员最重要的优秀品质。“廉”之义为“清”，即不贪求。“清...

试论明清时期官箴书广泛传播的原因及影响

明清时期,官箴书广泛传播,主要由于以下三方面原因:官箴书的实用性、可操作性显著增强,官僚行政系统对此存在强烈需求;政府重视官箴书的教化作用,利用官方力量推动官箴书的传播;书商等商业资本的介入扩大了官箴书的传播范围。明清官箴书在继承和发展以儒家为代表的行政伦理思想基础上,更加注重对于官员具体行政活动的指导,为传统行政伦理所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具体的、细化的践行规范,逐渐形成模式化的行政权力运作规程。

官箴书在晚明的发展流变

官箴文化在晚明时期呈现迅猛发展的势头。具体表现为:官箴书在数量和规模上急剧增长和扩大,已达到甚至超过了宋至明中叶时期的总和;官箴书的类型及内容有所创新与丰富;创作群体的社会阶层发生上移,以社会中上层为主,由此提高了官箴书的质量,扩大了官箴书的流通规模和影响力。可以说,晚明时期是官箴文化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晚期走向鼎盛的奠基和起始阶段。

宋官箴书所见胥吏形象成因探析

宋代官箴书中的胥吏形象十分不堪,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收受贿赂、强索民财、左右县务、侵侮长官、践踏犯人。胥吏为维持生计而贪赃枉法;官员、胥吏关系的不对等导致官员对胥吏既利用又中伤;官员对胥吏根深蒂固的防范心态是导致以上胥吏的反面形象的主要原因。

明代白话小说的法律资料价值——以明代官箴书、白话小说对司法官品质的表现为例

古代小说对社会现实、世态人情常有细致、真实的描摹,其中包含有大量的法律资料,是研究中国法制史及法学理论的重要材料。明代官箴书、白话小说对司法官品质的表现同中有异,从中既可见小说的表现并非平地生波,自有其文献价值,又可以之管窥人生经历、创作目的、表现方法不同者,对法律认识的区别所在。它们共同构成明代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官箴书论官员退休

官员退休是古今都十分重视的大问题。本文将散见于我国古代官箴书中关于退休的论述归纳为“官员年老体衰，应及时退休”、“看轻名利富贵，方能愉快退休”、“退休后宜正确对待自己”等三方面内容，并指出它以儒学为本，宋代新儒学兴起后，更力图用伦理道德力量压制官员心中的私欲，以弥补官员退休制度的不足。

清代的官箴书与地方治理

清代的官箴书包括"官箴"与公牍两类,被治国精英称之为"治谱"。他们期望通过官箴书的传播来改善清代地方行政问题,因此,清代官箴书的预设读者就是州县官员。其内容包括对州县官员道德和职业素质的要求,以及司法、税收、荒政、治安以及"教化"等知识和策略。

从官箴书看清代地方州县官的治理困境

清代地方州县官作为封建政权最基层的一个政治群体,其在整个封建官僚体系中,处于"上承天子,下临百姓"的重要位置。他们在地方上的作为,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和地方社会的兴衰。官箴书作为继承和沿袭历代官员地方治理经验精髓的一种载体,承载了州县官丰富而又宝贵的基层治理经验。通过对清代州县官著作的"官箴书"的系统梳理与总结,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如"吏治""陋规""获上"等诸多无法回避的治理困境。

中国历代官箴书中的扛鼎之作——元代官箴名著《牧民忠告》研究

张养浩为人刚直、为官廉明,他结合自己的从政经历所著《牧民忠告》一书,堪称中国历代官箴书中的扛鼎之作。传统观点认为该书系张养浩任堂邑县令时所著,然而书中的有关文字表明,其成书时间当不早于张养浩任监察御史之时。《牧民忠告》阐发了非常丰富的官德思想和为政之道,前者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戒除贪欲,清廉为官;二是爱民如子,除暴安良;三是律己当严,待人当恕;四是宠辱不惊,保全名节。后者可分述为六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就任——摸清五情,持重亮相;其二,理讼——把握原则,公正裁断;其三,劝农——不夺农时,全力救灾;其四,治民——惩恶扬善,敦重教化;其五,居官——敬上礼下,包容同僚;其六,卸任——看淡去就,主动交接。

古代官员的清廉自期与自戒——清代官箴书“清者大节”思想研究

在中国古代社会,“清”不仅是国家和社会对官员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也是官员群体的自期与自戒。面向官员群体的官箴书对此有较为集中的反映,特别以清代官箴书“清者大节”思想最为突出。“清者大节”是清代官箴书中对“清”这一道德操守的高度概括,由清心寡欲、清廉俭朴、清正廉明等内容构成,分别与官员的精神追求、生活准则、施政规范相对应。在历史上,官箴书“清者大节”思想作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发挥了帮助提高官员道德素养、规约司法审判、参与塑造循吏、因应清官崇拜等作用。

《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评介

官箴思想源远流长,《官箴书点评与官箴文化研究》不仅是一份官箴研究成果的萃集,还有示范和推动官箴研究的作用。文章对该书的三大特色做了分析、梳理,对书中的一些内容和观点提出一些斟酌意见。

中国古代官箴书及其内容

官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已为现代学者所关注。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虽然还有争议,但我们仍可在一些已达成的基本共识基础上进行讨论。《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的结构框架,既是儒家政治理论所提出社会治理的次第,亦为官箴书编纂所遵循的内在逻辑。因此,中国古代官箴书即包括这三方面内容。

从《读书录》到官箴书——《薛文清公从政录》研究

《薛文清公从政录》是明末刊印的重要官箴书,其内容主要来自薛瑄的《读书录》。从《读书录》到《薛文清公从政录》的成书、刊印相隔150多年,其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薛瑄从祀孔庙。嘉靖年间,胡缵宗从《读书录》中辑出《读书录要语》和《薛文清公从政名言》,与从祀支持派提出的立言、立功这一新的从祀标准相呼应,以推动薛瑄从祀。《薛文清公从政录》选摘自《薛文清公从政名言》而成。这一坊刻官箴书的出现,以薛瑄从祀孔庙之后的影响力为背景,并受晚明官箴书普遍流行风气的深刻影响,具有相当的商业性与实用性。

清代官箴书中的公牍研究

公牍在清代不仅承担着信息传递的作用,还被清代的治国精英们视为官箴书而广泛传播。他们期望通过对公牍书写规则以及范本的传播,提高地方官员处理行政公牍的能力,以期达到澄清吏治的目的。在这些清代官僚精英的论述中,公牍的书写不仅关系到官员个人的前途,还关系着国家能否有效地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与此同时,公牍还被视为官员政治行为的实录,他们通过对公牍的编纂来传播实政理念。

明清民间商业运作下的“官箴书”传播——以坊刻与书肆为视角

明清时期,"官箴书"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了创作和出版的高峰,在内容上也越来越突出实用价值。刺激"官箴书"数量剧增和内容转向的直接动因,是巨大的阅读需求的存在。由于明清时期地方政府工作的繁复琐碎,"官箴书"的基本读者不仅包括出身科举、缺乏行政和司法知识的地方官员,也包括了幕友、书吏和讼师等人。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下,民间商业资本开始加入"官箴书"的传播行列,从事出版和销售。明清印刷业、出版业的发达,私人书坊、书肆的活跃,书籍销售网络的扩展,使得坊刻本"官箴书"开始成为这类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官箴书"创作和出版的繁荣,而且降低了"官箴书"的出版成本,有效拓展了"官箴书"的传播范围,使普通读者更加容易获得,同时也使"官箴书"的内容更加照顾读者市场的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