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

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自始即有地方绅权伸张的背景,1900年广州绅商最早设立巡警局。针对地方绅权的扩展,广东官方一面积极参与巡警的创建,力图控制新兴的警察力量,同时又设法利用新的警察制度收归原有的地方团练。而官方的过多干预,却挫伤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因为经费等问题,广东巡警之创建并不顺利,成效不彰;又因为盗匪问题,地方团练反而得以发展。1907年“警保局”在省城出现,官权不得不向绅权让步。

晚清湘潭县的官绅关系与义仓建设

晚清社会的权力格局与之前大不相同,突出表现为绅士阶层的壮大以及其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对于地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道光末年,湘潭长期以来的"官办"仓储建设模式被打破,官绅开始合作建设地方义仓,并创办半官方性质的常设性机构积谷局,直接控制乡村义仓,官府无力削弱地方绅士的权力,义仓管理出现"绅办官督"的局面。清末新政后,湘潭官府推行地方自治,传统绅士的权力受到官府与新绅士的挑战,二者关系恶化。官绅的疏离不但影响义仓建设,也促使绅士走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面。

咸同间的官绅关系及其当代启示——源自刘如玉《勤慎堂自治官书》的分析

咸丰、同治年间的州县令刘如玉与士绅的关系展示了官、绅之间既有协作又有制衡的良性互动。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官、绅合力组织并动员民众,众志成城,守护家园,屡战屡胜;在钱粮之类的赋税征收上,作为地方利益代表的士绅们,则明显地展示了"保护型经纪"的一面,表现出不愿在战火摧残之余苛敛扰民的乡土情怀,对钱粮征收消极应付,而作为官的县令也有与民休养生息的矛盾心态,因而迁就士绅,避免了苛政病民、激化事端的现象,呈现了士绅"匡官长之不逮"的局面;在文化教育领域,官、绅之间如鱼得水,官捐款办教育,绅赋诗著文颂官之政绩,颇具相知相得相助的融洽。这种官绅关系,对当前的新乡贤培育及乡村治理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清末广东潮嘉地区官绅关系与地方社会(1901-1911年)——基于匪患问题的探讨

清末广东潮嘉地区匪患问题十分猖獗,官绅对此问题上既有合作的理由,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总的来说,官绅关系因匪患因素而变得不和谐,双方的矛盾也因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而变得不可调和,彼此之间存在一种博弈的状态,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在地方社会运作机制上获得更多的利益。加之大量新式武器在城市和乡村泛滥,使整个潮嘉地区陷入了武力化的境地。匪患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有利环境得到滋生和发展。

方志中的历史记忆与官绅关系——以晚清知县邱才颖在方志中的不同记载为例

晚清福建举人邱才颖,在粤任州县官二十余载。他在《东莞县志》和《香山县志》的记载中,呈现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前者他是"遇事诈噬,邑人侧目"的贪官,在后者他却是勤奋、清廉、深得绅民爱戴的好官。不同评价的背后,实际上是邱才颖与东莞、香山两地士绅关系的差异,这种差异又是由不同的历史大背景所导致的。本文通过对地方志、档案、族谱、士绅著作等有关史料的爬梳,试图对有关邱才颖的不同文本书写进行对比分析,尽量寻找历史真相。对出现截然相反"方志书写"的情况,解释其原因,为深入研究晚清广东官绅关系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清初徽州基层行政与官绅关系

受到明清易代的影响,清初徽州一度面临兵燹寇乱,民众惊窜,纷争加剧,政局更替,奸胥扰索等动荡。清初顺治、康熙间,徽州府县大力开展基层行政和地方治理,借以恢复乃至稳定社会秩序。总体而言,清初徽州的基层行政和地方治理,很难突破有明以来相对成熟的制度框架,而在实践中明显体现出清承明制之特色。《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涉及清初地方社会诸多实态的记载,特别是翔实呈现了婺源县官府与地方绅衿之间的激烈矛盾,这种矛盾既是晚明以来士风在清初的延续,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初徽州生员群体在参与地方事务中的境遇和实态。

清代河西走廊水案中的官绅关系

在清代河西走廊水案调处中,官绅之间存在着依附与对抗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官府依靠士绅等调处民户之间的小型日常水利纠纷;另一方面,士绅也要依赖官府权威,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权益,尤其在面对一些长期无法有效解决的顽固性水利纠纷中,士绅尤其需仰赖官府的支持。二者之间的对抗同样明显。在既得利益面前,士绅有时会成为官府实现地区水利公平的障碍,为此河西官府会采取相应措施管控士绅。而士绅亦会利用其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反制官府。以水案为切入点,可揭示官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清代西北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

清季浙江对外交涉中的官绅关系:以中美湖州争地案为例

中国传统的官绅关系主要围绕税收、匪患等地方内部事务而展开,其中的参变量夹杂着皇权和民权的介入,而到晚清,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影响官绅离合的因素开始拓展到对外交涉事务,西方强权成为搅动传统官绅关系的新楔子。这其中最容易且频繁引发地方交涉的是传教士,因为传教士是唯一获准在内地长期居住的外国人,比较深入地嵌入地方权势格局之中,而其背后又与外国使领等外交强权相联系。

官绅互动与地方救灾:明代潮州的自然灾害应对

明代潮州在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同时,盗匪的盛行和自然灾害的肆虐也日益加剧,严重干扰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了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由于受到"小冰期"的影响,潮州社会中后期有两次气候变冷的时期,气候变冷使得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显著增加,其中尤以水灾、旱灾和风灾为多,并且危害也日益严重。面对各种自然灾害肆虐,当地社会阶层积极应对。在救灾过程中,潮州的各级官员与地方士绅大多采取积极合作的方式,共同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和发展。

晚清州县学田局组织结构探赜——以《南部档案》为中心考察

学田局是晚清时期州县新兴的官绅合办的助学助教机构,其组织结构大致由局士、管账、房书、巡丁组成。在组织结构中不论是处于最高层的局士,还是最基层的巡丁都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府担忧地方绅士过多干涉地方事务,尾大不掉,因而一直干预学田局人员的构成。而地方绅士亦不甘心受制于人,多用自身威望和组织章程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说学田局组织结构是晚清地方官绅关系的一个缩影。

碑刻文本里的16世纪潮汕社会

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结合其他民间文献 ,有助于了解 1 6世纪潮汕社会史的两个重要问题 :地方官绅关系和家族史建构。运用碑刻资料研究地域历史应该注意把不同碑文视为不同作者对某一事件的不同解读和阐释 ;

绅士无以救时:咸丰六年清廷推行团练“任官督率”的背景与意蕴

咸丰三年后京内外官员对于团练效果的激烈批评使得实际承担办团使命的钦派在籍绅士承受了无以救时的沉重压力。在咸丰六年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严重受挫的背景下,急于改善团练效果的清廷从相对易于调整和见效的“治法”入手,尝试在10个形势紧要省份推行团练“任官督率”方案,以期收回从地方官员转移至钦派绅士的团练控制权。然而,十省督抚对“任官督率”方案的变通和迁延表明,尽管此前数年对钦派绅士多有不满,责重事繁的“办理团练”事宜务须统合官绅之力仍属共识。咸丰六年的“任官督率”尝试是嘉庆年间首次广泛兴办团练以来清廷从“顶层设计”上探索社会动员策略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揭示其背景和意蕴,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咸同时期团练的作用与角色,亦可加深对于晚清时期的官绅关系和国家如何实现社会动员的理解。

清季四川教案中的官绅教关系诸谈

清季教会入川之后,以外力为后盾的教权与传统的绅权形成激烈的权势竞争,而绅权渐落下风。在部分绅士依然坚持反教的同时,部分绅士转而与教会交好,甚至奉教,形成“教绅”阶层。官府对反教绅士庇护有加,对于奉教绅士则既利用又猜忌。官、绅、教三者表现出复杂而曲折的关系。

从劝导到禁罚:清季四川反缠足努力述略

以往的研究多将清季的不缠足运动视为民间的活动 ,而忽视了官方的努力。从清季四川的反缠足进程看 ,民间活动与官方努力二者不可偏废 ,特别是官方参与后反缠足方式从劝导发展到禁罚 ,意义尤为重要。在对近代四川反缠足运动的历史进程进行重建时 ,也可看出清季官绅权力的调适与再分配的一些面相 。

烈士的正名--四川保路运动侯宝斋案、胡驭垓案考论

四川保路运动中侯宝斋案、胡驭垓案的处理,牵涉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辛亥革命后,烈士的正名与凶手的惩办主要是通过行政、司法而非政治的程序,发挥决定作用的是地方势力的博弈,交织其间的是社会观念的角力。侯宝斋案的审理表现为地域间官绅的较量:侯宝斋在清末长期担任新津公事,并为哥老会首领,保路运动中庇护县绅而不触动地方权力格局,案发后,哥老会、县绅积极为他正名、惩凶;邛州的凶手却得到本地团练首人、绅士和地方官的袒护。胡驭垓案的审理表现为不同家族利益集团、不同政治立场和政治派别的平衡:胡驭垓出身威远势单力薄的趋新家族,率荣县民军返乡反正,引起县绅对革命的恐慌而被杀害;在威远官绅恢复日常秩序的氛围中,在县绅的集体抗辩下,案件以息讼告终。烈士正名、凶手无罪并行不悖的结果与民初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密切相关。

“总教治校”:清季江苏存古学堂的校务运作

清季江苏存古学堂"总教治校""教员皆兼管理学生"的办学取向,既节省经费,又与尊师轻官、学问至上的校风相辅相成,有助于避免行政管理对学校事务的妨害。江苏存古学堂以总教为核心、办学员绅共治的日常运转格局,实是代表"国家"掌控绝大多数资源的官方大员将学务主导权授予办学员绅,既与清季新教育建制乃至当时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也不尽同于传统书院,是影响其兴办进程的根本因素。学校腐败的办学实况说明清季官绅关系的紊乱失序,不仅出现在基层州县,在省府一级的新政事务中也较明显。其与公立南菁文科高等学堂的竞存则是当时中上层精英士绅多元化参与新政学务的缩影。

清代城乡对抗中的水利之争与文化之争——以无锡显应桥冲突为例

自清雍正年间至20世纪初,无锡县城西门外显应桥下石坝三筑三毁,见证了近200年的社会变迁,也折射出清代江南城乡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重要特征。随着城乡流动与社会流动、科举成败日益同步,城乡间在社会等级、利益诉求乃至群体认同上的分裂不断加剧。城乡对抗从政治经济领域拓展至文化心理层面。在显应桥冲突中,士绅阶层的权力优势削弱了其作为道德与文化权威的基础,乡民阶层反而在舆论战中掌握了道德制高点。官方的调和政策非但不能平息城乡矛盾,反而导致冲突升级。士绅指导力弱化、社会隔阂感加深、官员能动性缺失,导致了晚清江南地方社会难以摆脱的秩序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