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士兵衣服是官给还是私备问题考辨

关于秦汉时期士兵的衣服是官给还是私备问题,史学界一直有争议,至今没有定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是私备,还有一部分认为是官给。二者的述说似乎都有道理。但将二者进行比较辨析,再对相关史料进行认真研究以后,不难发现秦汉时期士兵的衣服私备的情况确有,但并非普遍情况。相反,大量史料证明,秦汉时期士兵的衣服应以官府供给为主。

高职院校就业官网平台建设调查

高校就业官网是提供给大学生的一条重要就业信息渠道,高职院校相比本科院校发展较晚,就业官网的建设也相对落后。本文以绍兴高校就业官网为调查对象,从信息化建设、登录权限、就业信息更新情况等三个方面进行发展现状比较分析,对高职院校就业官网建设现状进行总结评价,对高职院校就业官网未来建设提出发展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及特征研究——以十一个城市为例

设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全面统筹数据运营与管理、发挥数据资源价值、以数据要素驱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完善数据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对十一个城市发布的政府首席数据官试点工作方案进行系统性梳理,总结当前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以及特征,可以发现我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针对当前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现状,提出细化首席数据官制度框架、加强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建设以及优化首席数据官制度运行机制三点完善建议,可以为一些省市落实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提供参考,从而完善我国公共数据治理体系,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宋代官修方书中脏腑病证研究进展

宋代官修方书是宋代医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在医学门户未大量分化之前最系统、最全面的中医学术总结。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而脏腑病证是中医认识疾病的核心,宋代官修方书中记载有大量脏腑病证相关内容,近年来学者们对其中各个脏腑的病证大都有所讨论,但仍不够系统与精深,宋代官修方书的系统性、权威性、实用性及承上启下作用为脏腑病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样本,值得系统挖掘与研究。

突破数字思维鸿沟:首席信息官数字化转型能力探究

学校首席信息官是引领师生突破数字思维鸿沟的播火者,其能力高低是学校信息化战略发展的关键之一。通过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山东省青岛市六个行政区域的中小学校首席信息官进行调研。发现主要存在缺乏数字化转型能力的系统培训、不同区域间人员能力差异较大、学校重视程度不高、自身转型能力不足且不均衡等问题。基于研究结果和现实诉求,分别从国家、区域、学校、个人等层面提出建议:国家应重构基于首席信息官岗位角色模型的数字化转型能力体系标准,为人才培养提供风向标;区域要做好统筹规划、首席信息官数字化转型能力培养以及过程质量监管;学校应提高首席信息官岗位设置重视程度以及角色职责的制度建设,选好人、用好人;首席信息官自身应加强关键转型能力和素养提升等,以期为探索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础教育首席信息官的合理化配置、能力培养与提升策略提供参考。

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官府主导到官绅共治:清代江西书院文化权力格局的演变

江西自古文教兴盛,书院数量多、分布广、类型丰。清代江西官绅积极创办和修复各级书院,提供多种形式的经济援助。他们通过监管书院事务、担任书院山长等方式参与书院的日常管理,并兴办地方助学组织。其背后的儒家正统观、行善福报观和宗族孝道观,包含官绅对声名利益的渴望和关照社会公共事务的自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清代江西书院经历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即由官府主导向官绅共治的演变,一方面反映争夺地方文教资源、文化权力对于官绅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映清代地方士绅力量的发展,并力图掌握书院等地方公共资源的现象。

整体主观偏好与嗜好性感官属性客观量化间的感知交互

为探讨消费者主观偏好测试对其随后进行的感官品质客观量化评价的影响,尤其是"嗜好性感官特征"的客观量化,本文采用蛋白粉和调制奶两种溶液体系,分别对202名消费者进行喜好度、适宜度(Just-about-right,JAR)测试和对175名消费者进行喜好度和强度排序-评分测试,并对比消费者与专业评价员对各嗜好性感官特性的量化结果差异。结果显示:在蛋白粉体系中,评价员对稠厚度的评分随着样品风味强度的增强而下降(P<0.05),而顺滑感无显著变化(P>0.05),然而,消费者的评价并未呈现相同趋势。在牛奶体系中,评价员对乳脂感的强度评价受到脂肪和蔗糖浓度的共同影响,消费者的感知与此结果并不一致。进一步分析发现,两个测试中,消费者对嗜好性属性的量化评分均与其对样品的整体主观偏好程度高度相关,即整体喜好度越高的样品,对应的嗜好性属性强度评分越高。本文研究消费者偏好与感官属性之间的关系,为获得全面客观的消费者评价而设计可靠有效的消费者测试方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韩国15世纪首部官撰《唐柳先生文集》考释

《唐柳先生文集》是朝鲜朝世宗命集贤殿群臣崔万里等人编纂的古代韩国首部柳宗元个人诗文集,以初铸甲寅字金属活字本刊行。作为世宗为振兴诗学所刻的必读书目,它自产生之后就广为流传,成为了朝鲜朝士大夫们研习汉学的重要文本和资料,是柳宗元诗文集的域外珍贵版本。其古今诗部分(第四十二、四十三卷)现藏于韩国国会图书馆,通过考察《唐柳先生文集》的编次及讹误字、注解等探究其具体底本,还原其编纂过程,可以有效探索其在古代韩国的影响和独特的价值,进而对海外柳学研究有所助益。

首席营销官职位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研究

随着企业营销管理工作变得愈加复杂,无论是从实践角度还是理论角度,企业都需要了解在团队中设有首席营销官(CMO)职位能否提高企业营销绩效。选取2015—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批发零售行业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研究高管团体中设有CMO职位对企业营销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CMO职位正向影响企业营销绩效;企业营销能力和媒体关注度在CMO职位与企业营销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调节了CMO职位对企业营销能力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高管团队建设和营销管理实践提供了参考价值。

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论韩非的“理性官僚制”——兼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韩非基于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情势,为实现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蕴含着其实现清明吏治的卓绝努力。这一理论尝试比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性官僚制”领先两千多年。尽管韦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韩非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旨在韩非思想中都已得到充分阐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论更多是在哲学层面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韩非的理论不仅有哲学原则的指导,更包含一整套科学而又可操作的吏治之道。虽然官僚制在历史实践中日趋走向僵化,但蕴含在官僚制理性基础之中的法治观念以及等级化、专业化等原则,在组织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韩非的吏治之道依然值得大力借鉴。

使命与认同: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诗作中的物我交融书写

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深受朝廷倚重,且多熟谙汉语诗文创作,故仕宦期间以诗作表达其恪尽职守、践履西域的强烈使命感。西域满族居官文人的西戍诗歌亦表现出对治边理政的强烈责任感,将自然地理、人文景观书写与立功边塞豪情相融合形成物我交融的书写,诗作亦得江山之助,将豪迈超拔之气与闲适静谧之情相结合,塑造出靖边安国、建设西陲与体察民情等善理边政的主人翁形象。清代西域满族官员作为朝廷之重臣而竭尽忠诚,在西戍诗歌中寄寓忠孝情怀下的建功西陲之志,诗风雄健激昂,彰显清代西域满族居官文人的深厚文化底蕴,循此亦可寻绎清代满汉文化融合在西域边地的重大成效。

完善对法检“两官”司法监督机制路径研究

2024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70周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监督和制约。长期以来,人大在行使人事任免权中存在“重任命轻监督”,甚至“只任命不监督”现象,对于人大任命的法检“两官”在司法监督中亦存在监督形式单一、监督案件不力、监督力量不足等问题。对此,建议从强化任前审查、建构任后履职评议、完善配套机制等层面加强对法检“两官”的司法监督。

唐代渝、涪二州贬官流人考

唐近三百年间贬、流渝、涪二州可考者25人,其中渝州10人,涪州15人。以时段多寡论,玄宗朝5人,高宗朝4人,中宗、肃宗朝各3人,武周、僖宗朝各2人,代、德、宪、穆、文、昭诸朝各1人;以谪罚性质论,贬23人(未之任者1人),流2人;以贬后任职论,刺史12人,长史、别驾2人,令、尉5人,司马、司户、参军4人;以诗文创作论,刘宪、韦述、陆坚诸人均有作品流传。

VUCA环境下首席质量官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

当下,中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企业所处环境亦具有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简称VUCA)。质量成了兴国之道、富国之本、强国之策和企业之魂,高质量发展时代赋予了每位首席质量官更崇高的使命和责任。据此,采用文献综述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结合可靠性分析、主成分分析、最大方差旋转法等数据分析方法,考虑到不同阶层的群体对胜任特征认可度的差异,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并引入差异系数对胜任特征权重进行调整,构建了VUCA环境下包含创新、应变力、洞察力等九个胜任特征的首席质量官胜任力模型。该模型能够为首席质量官的甄选、培养和管理提供参考。

国有金融企业构建首席质量官制度的价值与探索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2025年,服务质量满意度得到全面提升。金融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金融业中的国有金融企业,作为金融业的支柱和压舱石,其稳健经营和高质量发展对实体经济和整个经济社会意义重大,因此亟需探讨如何提升国有金融企业的服务质量,构建并持续完善首席质量官制度是一个新的探索。在国有金融企业中构建首席质量官制度,一方面可以为面向服务质量的内涵式增长创造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为防范金融风险并构筑金融安全创造价值。具体的创建过程,需要从体系构建和功能构建两个方面展开,前者除了创设首席质量官这一高管职位以外,同时各分支机构和网点也都需要创设质量经理,由此构建以首席质量官为首的一支从上到下的质量管理队伍,并进行垂直管理;后者一方面是面向服务质量提升的功能构建,即通过自下而上地收集分析客户满意度信息并开展投诉管理,从而精细化地提升服务质量,另一方面是面向强化金融安全管理的功能构建,即通过培训使质量经理成为所在机构的“质量安全员”,并创建安全管理信息系统,使得各级质量经理发现的安全问题或隐患能够及时、无障碍地向上级传递、识别和消除。

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地方试点比较及启示

在数字化建设中,数据与政府业务关系日益紧密,为了统筹数据管理,构建数据基础制度,自2021年起,各地陆续开展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对比我国试点地区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可以发现,各地均从工作目标、试点范围、组织体系、主要职责、实施步骤与保障措施6个角度构建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但存在共性不足,如效力位阶低、职责定位不够明确、人才供给欠缺、组织架构不成熟等问题。为此,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设置应明确组织架构与主要职责、推进数字化人才开发与培养、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和常态化监督机制。

数字变革中的高校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及其嵌入研究

当前高校数字变革遭遇了多种形式的困顿:数字变革价值共识未达成,数字化转型内驱力不足;数字化投入不足与进展碎片化,整体推进机制需构建;数字化部门的责权利失衡,数字治理能力难以彰显;数字化主管整体素养不足,数字化领导力需提升。为此,高校亟须嵌入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高校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有内外之分,前者关涉首席数据官的任职规范以及其所领导的数据治理中心职责界定,后者核心为合理规范首席数据官的责权利,以实现内外协作,为学校数字化转型提供必需的领导力支撑。高校在现有内部治理体系中嵌入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需要打造重视数据价值创造的组织文化,系统完善首席数据官工作机制的内外部要素,合理规范高校首席数据官的责权利,提升高校首席数据官群体的能力与素养。

首席技术官设立提升企业技术并购创新绩效了吗

随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推进,以技术并购等为主要方式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企业重视。如何更好地推进企业技术并购?基于高科技企业设立首席技术官(Chief Technology Officers,CTO)这一现象,探讨作为参与企业战略决策和引领企业技术创新的复合型人才,CTO在技术并购中扮演何种角色及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并购创新绩效。以技术并购作为特定情境,收集整理2000—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中实施技术并购的企业样本,实证检验发现,主并企业CTO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并购创新绩效提升。从影响机制看,CTO在促进企业加大研发资金、人力资本投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由此带来企业技术并购创新绩效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CTO学历对于企业技术并购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CTO的海外经历、性别、年龄等个人特征对企业技术并购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结论可拓展技术高管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从而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企业层面的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