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外”是官吗

“员外”是我国古代的官职之一,最初指设于郎官的定员之外,全称为“员外郎”.隋朝于尚书省二十四司各置了一界“员外郎”作为各司的次官;唐朝贞观时期之前,“员外”指的是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到了唐开元年间,皇帝李隆基觉得“员外”的官职太低,所以把主持科举考试的官换成了礼部侍郎。

《左传》“摄官承乏”正义

"摄官承乏"一语出自《左传·成公二年》,杜预将其解作"摄承空乏",这是晋人的普遍认识,后人多承袭旧注之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此解释说:"摄,代也。承乏亦谦词,表示某事由于缺乏人手,只能由自己承当。"日本学者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说法与之类似:"敢来谢辱戎士之不敏,且摄而执役也,摄官承乏犹曰有事请承之也。"细察《左传》原文,旧注及上引各家之说实系望文生义,与《左传》原意及古代制度皆不相符合。经本文考析,"摄官承乏"一语源出于西周"射礼"。"承乏"为射礼活动中的官职名。"乏"为古代"射礼"中报靶人的蔽屏;"承乏"指担任"射礼"中宣布校射结果的"获者"之职。

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碑刻资料证明,辽朝南面官的结衔总计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依次为:功臣号、职、阶、官、散官、宪、勋、爵、邑(封)、赐。职是实职,官代表品级,其他皆为虚衔。官员在职、阶、官、勋四个方面的升迁并不同步,但官与职大致存在对应关系。根据碑刻复原的辽代南面官的散官系统,既不同于唐代的实职官,也不同于北宋前期的寄禄官。从门下省、尚书省及六部等机构的属官多作为官称而非职名来看,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

英国文官制度述论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文官制度的国家,它在1870年就确立了文官制度,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一百三十多年历史。英国文官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长期、曲折和复杂的过程。文官制度的建立过程与英国的政治体制变化紧密相关。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英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它的文官制度表现为“恩赐官职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两党制日益成熟,它的文官制度表现为“政党分赃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欧美等国发生了新技术革命,使政府的专业化程度日益加强,它的文官制度表现为“考试择优录用制”。现在英国的文官制度是1968年改革后的产物。本文仅对英国文官制度产生的过程、特点及影响进行述评,使我们从中有所借鉴。

简论中国古代官职名称翻译

我国古代典籍英译中存在着官职翻译错位的现象,文化的差异和译者的轻视是导致翻译错位的重要原因。我国古代官职名称的翻译可以采用对应法和解释法。对应法能让目的语读者轻松地了解原文意义,还能传递我国的文化因素,但其使用局限性大。解释法可以运用于多种情况,但在文化传递方面要弱于前者。

六朝贵族的自律性问题——以九品官人法中乡品与官品、官职的对应关系为中心

自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提出官品较乡品低四品起家的观点以来,中日两国学术界围绕乡品与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了不少研究,尤其是中国学者进一步提出了乡品与官职对应的新思路。乡品只是与起家官品存在着对应关系,而不是与官品有规律性对应;其次,这种对应呈现出一定的趋势,相差四品应是一个大致的原则,有着上下的浮动;再次,乡品与官职之间的确有紧密联系,但并不能以这种关系替代或者否认乡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这种联系并非某些具体官职与某些乡品相对应,而是如晋宋六品官以上或梁朝十八班内官职需由乡品二品者担任那样,九品官制以内的绝大多数品官都需要具有乡品这一资格。此外,针对官职所作的乡品规定,南朝以前,还不能确认为国家法律或条文;南朝以降,这些规定主要出现在乡品三品及以下。在研究九品官人法的实质和历史意义之际,探讨乡品与官品或乡品与官职的对应关系固然重要,但乡品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更应得到澄清,对获得乡品二品的门阀贵族阶层具有相对于皇权的自律性特质,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敦煌吐蕃文书《吐蕃官吏申请状》所见zar can与zar cung词义考

敦煌文书P.t.1089号《吐蕃官吏申请状》中记载的stagi-zar-can和stagi-zar-cung,即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记载的吐蕃六勇饰之zar chen和zar chung,含义分别为虎皮缎鞯和虎皮马镫缎垫,是吐蕃王朝奖给立有战功者的两种不同规格的虎皮制品。stagi-zar-can实际是stagi-zar-cen的误写。分别被授予这两种虎皮制品的吐蕃官员即被称为赏虎皮缎鞯者(stagi-zar-can-pa)和赏虎皮马镫缎垫者(stagi-zar-cung-pa)。

法国封建专制时期的鬻官制度

鬻官制度的公开化发展和大规模施行是封建专制时期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显著特点之一.针对西方有些学者美化鬻官制度的观点,本文认为,鬻官制度不仅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而且给当时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造成严重的混乱,使得封建制度长期延续,冗官冗职充斥全国,办事效率极为低下,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从历史上看“官本位”的产生与危害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职的大小,获得相应的地位和待遇的官吏制度,它在阶级和国家产生以前,主要是一种荣誉制度,而在阶级和国家产生以后,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特权制度。 一、“爵”与“官”——两个 “官本位”体系 在早期的奴隶社会中,官位的大小与国王的亲疏成正比。

西晋加官制度考述

西晋时期,特进、光禄大夫、侍中、散骑常侍等作为加官时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其中特进、光禄大夫作为加官可以提高官员的地位,往往是官员升迁中的重要步骤,而散骑常侍、侍中、给事中等作为加官一般是对官员的格外优宠,作为加官时,侍中优于散骑常侍,在官员官职变迁时,加官变化随本官的迁转而由散骑常侍变为侍中。

曹魏加官制度研究

加官 ,即在本官之外另加其他官职。历代都有加官存在 ,曹魏时期 ,将军号用作奖励军功和提高品级、待遇的加官 ,其他加官如特进、侍中等继续作为加官使用 ,并显示出新的政治意义 ,这与官制的演变有直接的联系。

略论十九世纪后期美国文官制度改革

文官,即受雇于政府机关担任文职工作人员之总称,是资产阶级实现其统治所依靠的必不可少的力量。本文拟对发生于十九世纪后期的美国文官制度改革作一初步探讨。

北宋前期文官的官、职、差遣之名实转换举隅

官、职与差遣分离是北宋前期官制特征之一,但同时在部分官、职与差遣之名实间却又存在可以互相转换的现象。以中书舍人、台谏官以及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知制诰、枢密直学士等为例,对北宋前期文官之部分官、职、差遣间存在的这一相互转换情况,据有关史料例举而探析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职的品位化

地方官职的品位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品位化管理手段之一,表现为附加品位因素、隐性品位化与显性品位化三种具体形式。附加品位因素是指在地方官职之上附加各种名号,这些名号关乎地方官的身份与地位、特权与资格、礼仪待遇和俸禄多少。隐性品位化是指地方官职虽然仍是具体职位,但行政职能淡化,争取支持者、招纳降附、酬功赏能的品位性能增强。显性品位化是指地方官职不再是一个具体职位,而成为荣誉和待遇的象征与表现,行政意义完全消失。就品位化的程度而言,北朝要甚于南朝,北周要甚于北齐;由此可见,品位化手段在战乱时期具有十分强劲的制度活力,是重新实现社会整合的一种重要方式。

都铎晚期和斯图亚特早期英国地方官职考

都铎王朝晚期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伴随着中央权力的集中,地方官职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国内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地方官职的系统研究较少,有的地方官职的名称都未曾见到过,更谈不上对其职责的认识。而且,在这一时期,新的地方官职开始出现,旧的地方官职的部分职能被他人所取代;地方官职的结构和功能出现了新的特点。阐释清楚地方官职的问题,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这一时期英国的尤其是英国地方层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是有意义的。

西夏佛经所见官职名人名述考

西夏官职研究是西夏制度史研究的主干,但因资料匮乏而难以深入。利用西夏佛经中保存的官职名、人名资料进行职官研究,可以丰富、深化我们对西夏官制及佛教管理制度的细节认知。本文在前人散见于文献考释中的职官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存世的西夏文、汉文佛经中所存各种职官、人名,纠正了以往学界认识的部分错误。

中国古代的科技官职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历朝历代都建立有庞大完备的职官系统。在众多的职官中,有一些直接或间接与科技有关的职务。从当政者的主观愿望说,职官系统的建立,更多是为了王权集中和稳固,国家长治久安,并非明确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文化阐释与定位视角下评析《红楼梦》官职名称英译

押从文化阐释与文化定位的角度,选取杨宪益《红楼梦》译本中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以其中21个官职名称的翻译为对象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其中17个官职翻译能很好的传达中国古代官职文化,但另外4个翻译的比较简单,不能完全表达其中的文化内涵。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定位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中间地带,并适时加以详细的解释或注释。

虞舜职官“牧”、“士”和“纳言”考辨

史载虞舜时期开始设官分职,见于《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应是较为可信的史料,其中所涉及到的官职名称有10个,最有争议的当属“牧”、“士”和“纳言”三职。本文据甲骨文、金文和文献的有关记载,分析这3个官职名称的字形和字意的演变,并结合有关考古资料,论证这3个职官实际职掌分别是:牧为部落中小的氏族首领;士(大理)为处理氏族部落内部违反风俗习惯的事件的主管人员;纳言为氏族部落之间事务的联系人。此三职官只是部落内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并不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和阶级分划加强的反应。虞舜时期设官分职的记载不能作为当时社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的证据。

领导干部家庭背景与官职升迁公信力辨析

时下，“背景官员”现象引起了社会舆论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和质疑，对我党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辩证地、理性地、客观地、历史地考察和认识“背景官员”现象，对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