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南昌地区的官营电影事业发展考述(1930—1937)

自1930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成立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江西省巡回教育电影团”、南昌“励志社”,此三家当时的国民党官营电影机构在南昌地区开辟并引领的电影教育,成为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中的一个补充。尽管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官营电影事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然而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南昌普通民众的眼界,并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早期南昌甚至江西地区电影事业的发展。

浅析国民党官营电影与抗战宣传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为充分发挥电影的宣传功能,在加强对电影事业的领导,扩充、改组和新建官营电影机构的同时,明确战时电影事业的指导方针,并组织电影工作者探索抗战电影的创作规律。"中制""中电"等官营电影机构克服战争带来的严重困难,拍摄了一定数量的抗战电影。为深入进行抗战宣传,国民党创新发行放映渠道,除城市院线之外,还组建了一批流动放映队深入乡村和军营,并增大海外发行力度。由于大后方电影事业实力弱小等原因,虽然在一时一地也曾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但总体上并不理想。

杂陈共生,蓄势促发——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

大后方电影是战时中国电影时段的主导性层面。其历史作用的特殊性与其复杂的“历史文化———电影”的泛在勾联直接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后方电影”既是一个超出传统电影(文化)外延的存在;又是紧扣中国电影镜语体系演变、主导性主题深化这一线索的强力脉动。大后方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见的、杂陈与蓄势并在的场域。

大后方电影研究:思路与方法

"大后方电影"是中国电影史"战时中国电影"时段的主导性维面。作为相对复杂的电影历史现象,"大后方电影"研究应该确立动态通连的观照态度,侧重针对官营电影体系的建立、电影创作和电影文化建设几个重点维面,注目于内在联系性,灵活采用多种方法,真正理清复杂交错的内在纹理。

国民政府时期大后方电影艺术创作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后方电影创作"作为一个复杂的电影历史存在,有着战时电影和官营电影基础上的特殊性。对此特殊性的把握是认识战时中国电影乃至整个中国电影史,实施历史叙述的关键性环节。

电影记忆与民国南昌--从明星影片公司江西电影行谈起(1933年-1949年)

长久以来,江西游离于中国电影史表述的边缘,南昌与电影的互动一直为学界所遮蔽。然而,自1930年以来,南北对峙下的江西却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通过对民国电影报刊及相关文献的整理可以发现,南昌不仅与当时民营电影公司巨头--明星影片公司有亲密的互动,而且与国民政府的“中制”“中电”“励志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南昌并未“缺席”与“失语”于中国电影发展史,其在民国时期的官营电影事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香港地区的电影活动(1937—1941)——以粤语片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为使粤语片配合抗战宣传以及利用香港地区电影产业,国民政府对粤语片的管理从方言的声音层面转向题材内容,并通过非常时期电影检查所“取缔与倡导并重”;官营电影机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以行动之倡导”,分别在电影审查、制片方针、舆论批评、制作发行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理论和实践指导。相关电影活动在推动香港地区国防电影发展的基础上,有效调解了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粤语片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制片厂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利用电影进行抗战宣传十分重视,中国电影制片厂应运而生,并在抗战期间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八年抗战中,"中制"的电影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潜心研究电影理论,倾力制作抗战电影,并通过流动放映队、城市院线等多种发行渠道,使大批抗战影片得以与广大观众见面,对于鼓舞民心士气、让国外友人了解中国抗战真相,起到了一定作用。当胶片等电影器材来源断绝后,"中制"全体演职员走下银幕,登上舞台,积极投身抗战戏剧运动,为"陪都"观众贡献出多部名剧,既推动了话剧艺术的发展,又继续担负着抗战宣传的神圣使命。

“地方官营”制片机构缘起:国策、省政与西北影业公司

1935年,西北影业公司经阎锡山之手创立于太原,历经太原绥靖公署直辖到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接办的历史沿革。作为民国时期"地方官营"制片机构的经典性标本,本文拟将之置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走向国家经营的背景之下,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现代化举措中予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