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琉球官话课本《官话问答便语》的编写年代

琉球官话课本《官话问答便语》的编写年代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为濑户口律子、李炜提出的1703年或1705年,一为木津祐子提出的1710年之后、18世纪后半期之前。用明清历史、地理、经济、语言等多学科的相关材料和研究成果,对两文提出的依据进行检视,发现《官话问答便语》赤木本应编写于1749-1750年,天理本应编写于1751年。《官话问答便语》与另一种琉球官话课本《白姓官话》是同时代的作品,它们语法现象的差异反映出清代不同文化阶层官话风格的差异。

近十年东北官话语法研究综述

东北官话语法研究相对于语音和词汇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北官话语法研究才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特别是近十年来,东北官话语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显著提高,但同时也存在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内容不平衡的问题。根据所整理的251篇文献,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研究对象三个方面对东北官话方言语法进行定量分析。从研究方法来看,东北官话方言语法侧重单一研究;从研究角度来看,东北官话语法侧重于本体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东北官话语法更倾向于词法的研究。继而从词法、词类、句法和范畴四个方面,采用比较与分析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等方法对东北官话语法研究成果进行详细分析,提出不足与展望,希望对东北官话语法研究有所帮助。

来华西士的汉语教科书与清末语言变革——以莫安仁的《官话汇编》为例

英国传教士莫安仁的汉语教科书《官话汇编》是重新理解和思考近代来华西士的汉语实践和晚清切音字运动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重要代表。莫安仁在《官话汇编》中表现出对戴侗《六书故》及其汉字观的高度欣赏,并充分吸纳了其“因声求义”的语言研究方法。《官话汇编》中提出的“现代官话”概念,提升了其适用人群的社会等级,强调了其之于中国社会现实变革的意义,从概念建构、价值提升和教学实践层面为一种统一的民族标准语的形成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劳乃宣等主导的切音字运动的转向及相关主张,在《官话汇编》中也得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回响和发展。

调值演化与音变竞争:胶辽官话去分阴阳及相关演变研究

山东境内的平度型方言存在去声无规则归人阴平和阳平的现象。文章通过分析轻前变调,指出该类方言的去声在历史上分作阴去和阳去两类,并把平度型方言的古调值构拟为:阴平*21、阳平*55、上声*213、阴去*31、阳去*42,而现代方言中去声的无规则分化是源于*55>42>31和*31>42的竞争性音变。

从满汉接触底层看北京官话“敞开(儿)”的副词化

北京官话“敞开(儿)”一词由于受到清代满语的影响,在原有动词基础上又衍生了情状副词的性质和用法,具有很强地域性和独特性。论文基于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古代汉语语料库中含有情状副词“敞开(儿)”的语料进行耙梳整理,分析了北京官话方言词“敞开(儿)”副词化的特殊来源、过程及其用法分布等问题,并试从满汉接触底层的视角进行解释,认为“敞开(儿)”的副词化用法,来源于满语回归词“cangkai”,具体的底层来源应是无圈点满文“敞盖儿”。

试论北京官话儿化词语的特点

“北京官话”即在北京市区和各郊县、河北省承德地区、东三省除辽东半岛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等部分地区通行的汉语方言。与其他官话方言相比,北京官话的儿化词语呈现出“数量众多”“分布类型广泛”“卷舌特点突出”的特点。

古琉球国对话体官话教材的编写特点及学术价值

古琉球国位于中国台湾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后被日本所灭。琉球官话教材即古琉球国为培养精通汉语的人才而编撰的汉语教科书。琉球官话教材的编写特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能够针对学生需求,有计划地安排教学内容;二是具备综合类语言教材的基本特征,体现了朦胧的生词辨析和句式分析意识;三是注意突出语言教学中的实践性,较好地处理了交际技能和语言知识的关系。该类教材有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价值。

鄂渝陕交界地区方言的官话归属判定及其分布

鄂渝陕交界地区是一片方言混杂地带,存在西南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黄孝片(黄孝方言)。通过梳理归纳前人研究中西南官话、中原官话、黄孝方言的区别性音韵特征,测算出鄂渝陕交界地区91个点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和黄孝方言的特征接近率,可以明确该地区西南官话、中原官话、黄孝方言的核心分布区,以及由这三类官话方言互相接触形成的四片混杂分布区。核心分布区圈出了三大类主体型方言:西南部地区的西南官话川黔片,旬阳县西部(以及安康市区)的中原官话关中片,白河县、旬阳县南部呈东西纵列分布的黄孝方言。四片混杂分布区分别为:东部地区的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南鲁片的混杂区,渝北和陕南邻接地带的西南官话川黔片和黄孝方言的混杂区,以及以白河、旬阳南部东西纵列分布带为轴呈南北对称分布的两片西南官话、中原官话、黄孝方言的混杂分布区。

官话方言古庄组声母内外转对立形成之谜及解析——兼论南北官话方言形成的底层机制与相互交融

《中原音韵》已出现内转庄组字并入精组的现象,表明古庄组字依内外转对立的“南京型”不仅仅是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的特征。宋代南北通语的相互交融是《中原音韵》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南北官话方言古知庄章声母的演变特征与阿尔泰语和壮侗语的底层特征有关。

从寒桓韵的演变再论明代官话南北之分--兼论《安南译语》的基础方言问题

寒桓韵是汉语史上较为特殊的韵部,从中古寒桓韵因舌齿音、喉牙音不同导致锐钝分立,到《中原音韵》时寒山韵与桓欢韵的对立,再到明清时期寒山与桓欢主元音合流,其实质是主元音■/o> a不断前化的历程。从中古近代重要韵书以及方言材料的寒韵系字的表现来看,寒桓锐钝分立现象在南方方言中存在范围更为广泛。再以《安南译语》寒桓韵对音汉字为基础进行分析,可发现直至明中后期该现象仍然保持,更说明其可作为区分近代南北系官话的重要依据。结合近代韵书其他声韵特征综合分析,《安南译语》与南系官话具有密切关系。

从中古音看山阳中原官话方言声母的演变

以中古音为参照,探讨陕西山阳县中原官话方言声母的演变情况,总结其声母演变特点:古全浊声母清化,不分尖团,古泥来母字不相混,平翘舌音区分明显,部分音舌面化,零声母字大量增加,影母出现增音式演变,部分演变受声调影响。

近百年来辽宁胶辽官话语音研究述评

通过对辽宁胶辽官话语音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认为相较于山东胶辽官话,辽宁胶辽官话的调查与研究仍然处于滞后状态,研究盲点较多,价值远没有被挖掘出来,成果质量总体不是很高,缺乏全面系统宏观的调查研究,理论研究更是薄弱。应当继续加强对辽宁胶辽官话的田野调查,为胶辽官话的方言比较打好基础。同时要重视语音历时演变规律的探究与解释,充分结合社会语言学、实验语音学、地理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

官话、晋语中表“馊臭”义“斯”类词的本字考证

在官话、晋语中,表示食物变质、馊臭的“斯”类词十分常见。它在各类方言词典中亦有收录,往往以“斯”“燍”“澌”“尸”“丝”“私”“司”“死”“饲”等方言同音字记录。在官话、晋语中,流摄开口三等基本不混入止摄开口三等,“馊”应为“斯”类词的训读字,而不是本字。晋语中,文水、祁县两地的庚韵、静韵、清韵、青韵今白读[ɿ]韵母,则以同音形式“腥”记之。从读音上看,官话、晋语的[i]>[ɿ]的音变,不仅见于与止摄开口三等和蟹摄开口三四等相拼的精组声母,亦见于见晓组声母。从词义上看,“馊臭”的嗅觉表现往往是食物腐败变质产生的酸臭味。因此,“醯”作为晓母蟹摄开口四等齐韵平声字,最早表示“发酵产生的酸味”,当为“斯”类词的本字。“斯”类词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并非全然是由方言内部自身的音变所致,历史移民造成的方言词汇接触、渗透等,也是影响其地理分布的重要因素。

东北官话“彪”及其演变历程

采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等,对东北官话“彪”的语法功能与演变历程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在词性方面,“彪”是形容词;在句法功能方面,“彪”可作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在词汇意义方面,“彪”以贬义色彩为主却不乏“怜爱”情感,别词与该字结合时常表特殊含义。方言词“彪”的演变历程受到“彪”的语法化演变与同音字“膘”“飙”等多重因素影响,是历时因素与共时因素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笠翁诗韵》韵类与十七世纪江淮官话

清代学者李渔所著韵书《笠翁诗韵》,共收录韵字7083个。通过对《笠翁诗韵》的韵类系联,并结合各韵类的自注、混注状况,共得到23个韵部、61个韵类。其中,舒声韵部有16个、计40个韵类;入声韵部有7个、计21个韵类。该书韵类的主要特点是:四等二分、喉牙音开口二等韵与三四等韵合流、舌尖元音产生、日母止摄字独立、果摄舌齿音字开合不分、部分韵摄发生开口化音变、流摄唇音字变入遇摄等。根据明清韵图、韵书的相关记载,结合江淮官话方言调查的描写,把明清时期江淮官话的韵类特征归纳为十二类。通过《笠翁诗韵》的韵类特点和江淮官话的韵类特征的对比,可以看出,《笠翁诗韵》反映的正是明末清初江淮官话的语音特征。

常德各县市区官话方言声调的内部差异及发展趋势

常德各县市区官话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常澧片。以武陵为代表的常德市区方言是区域优势方言,只有4个声调,没有入声,发展最快;周边各县市方言向市区方言靠拢,以汉寿、临澧最为活跃,古声调的归类相对来说规律性不强,临澧、常德市区、汉寿构成一个“西北—东南”的活跃发展带;石门、澧县、津市、安乡、桃源相对保守,还保留入声,古声调归类规律性较强,发展较慢,构成一个主要依澧水而形成的方言声调带。古全浊入和清去是各方言声调变化最快的类。周边各县市方言古清去、全浊入声字由原来的阳平、去声读法产生与武陵去声调值近似的阴去或入声的异读,或改读为阴去、入声,是向区域优势方言靠拢的重要表现。

对汉语少声调官话方言发展过程的思考

部分汉语官话方言中存在着与普通话四声调格局不同的两声调、三声调格局现象,本文称之为少声调官话方言。前人对这种声调格局形成的原因有过一些探讨,如:受阿尔泰语系语言影响而导致的“阿尔泰化”或不同声调调值较近而导致了合并。本文首先将汉语少声调官话方言划分为两大主要片区:西北片区与环渤海片区,然后分别对这两个片区声调格局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语言外部力量与语言内部调整机制在这两个片区内分别起到了主导作用,并讨论了相关问题。

明以来南北官话调值变化谫论

通过明清韵书、朝汉译音、传教士资料对声调调类或调值的描述,明代北方官话的调值:阴平[^(*)44],阳平[^(*)24],上声[^(*)213],去声[^(*)52],入声一[^(*)54],入声二[^(*)23];南方官话的调值:阴平[^(*)33],阳平[^(*)21],上声[^(*)42],去声[^(*)35],入声[^(*)34]。清中叶后,北方官话的调值:阴平[^(*)55]或[^(*)53],阳平[^(*)35],上声[^(*)13],去声[^(*)31];南方官话的调值:阴平[^(*)31],阳平[^(*)35],上声[^(*)23],去声[^(*)42]。与现代官话方言的调值对比,明以来,北方官话的调值变化相对较小,而南方官话则可能出现因语言接触而被替换的现象。

盐城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介绍 苏北江淮官话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盐城师范学院冯青青主持完成的“苏北江准官话的地理语言学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5CYY013),结项鉴定等级为良好(证书号:20212417),最终成果为书稿“苏北江准官话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课题组成员有:栗华益、唐浩、陈建敏。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使役标记“叫”及相关问题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使役标记“叫”的用法包括:使令、容许、致使,其中以“使令”用法出现的频率最高。形成两种格局,使令类属于“施事—施事”类,致使类包括“施事—受事”、受事—施事、受事—受事这三个分类。天津官话的使役标记“叫”和北京官话中的使用情况比较接近,江淮官话和北京官话的区别在于,江淮官话中,“叫”字没有“容许”用法。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中,“叫”字没有被动用法,北京官话和天津官话则都有这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