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中的古物调查及其意义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河北定县推行乡村教育与建设实验,实验前期准备工作包括古物调查在内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工作。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开展的古物调查,前期侧重于已知古迹及馆藏古物,后期以乡土建筑农村庙宇为主。相较于民国官方主导的古物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的古物调查成果更为全面和完备,既凸显了定县实验在文物保护方面的价值与意义,亦从县域社会视角量化反映了近代中国毁庙兴学和国民政府破除迷信运动等社会现象。

文艺大众化资源的征用路径——以定县秧歌为例

20世纪20—40年代,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晋察冀边区先后在华北乡村开展乡村建设为旨归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定县秧歌文脉深厚而成为运动的重要资源。但由于定县秧歌存在的封建性因素以及实施主体的认知差异,定县秧歌经历了用与弃、亲与疏的艰难抉择。新中国成立至今,经过主题和形式的不断革新,定县秧歌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该文探究定县秧歌发展的个中缘由,帮助大众进一步认识文艺大众化的复杂历史脉络,以期为今日乡村文艺工作提供借鉴。

定县汉简的分析检测与保护修复研究

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早年遭遇盗焚,墓内汉简的性状、形貌特征、物理性能发生改变,且致使竹简字迹辨认困难,严重地影响了其文献文物价值。通过对定县炭化汉简的微观形貌、力学性能分析检测并进行相关实验,基本可以了解汉简热解炭化的过程、内部形态结构的变化及收缩特征,确定有效荷载范围以及复形方法。在遵循文物保护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编制了《河北定县汉简保护修复方案》,并对汉简开展了清洗、复形、封护等保护修复工作,使汉简的形貌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物理强度得到增强。定县汉简的保护修复弥补了国内炭化竹简保护修复工作的技术空白,为相似文物的保护修复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定县汉简《论语》校读三则

本文结合定县汉简保护与信息提取项目重新获取的图像,对定县汉简《论语》篇三例字词进行探讨,认为原整理者所释简1666“”当是“亡”字俗体;所释简1586“”当是“栈”,系“柴”音近而讹,“献”“遮”分别为“喭”“庶”音近通假,“居”字可能为“屡”字省形。此外,简2053“亦”字,则体现了《鲁论语》与《古论语》在文字上的差别。

传续与突围: 近代知识分子身份重构的双重理路——基于定县实验的个案考察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之势日盛,加之科举制废除,传统士绅的职业继替遭遇“现代性危机”,“到民间去”成为重塑自我角色和身份秩序的新出路,一个身兼“过渡性身份”的社会知识团体渐成雏形。基于此背景,定县实验开创了知识分子与民间相结合的探索进路。他们一方面与传统士绅在“学而优则仕”的政治依附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上有着无法割断的“历史延续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知识结构、身份地位,以及实践方法等路径进行创造性突围,最终形成集“介入旁观者、致用知识担当者及民族再造者”等角色为一身的新精英群体。通过传续与突围双重理路的共同作用,促发了传统士绅的退场,促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型和登场,显现出明显的时代性、实践性和过渡性等特征,“在民间”成为重构这一群体身份的重要尝试。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探讨定县实验精神的时代价值

乡村振兴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振兴。从中国传统乡村现代化探索实践中汲取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定县实验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的集大成者,是知识精英应对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提出的重建方案和行动计划,也是近代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有益探索。定县实验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开创了知识分子与乡村相结合的先河,铸就了以“忧国忧民、敢为人先、民主平等、科学理性、主动担当”为核心的丰富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激励着时代新人砥砺探索,投身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

“定县再调查”与农村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郑杭生主持的"定县再调查"延续了李景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调查的学脉,也是我国社会学界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以县域社会为单位的长时段追踪调查的重要尝试。该调查历时七年、参与人数众多,既包括乡村社会变迁的综合性调查,也包括对农村消费、借贷、交换、经济合作、基层政权、社会动员、家庭结构、卫生健康、职业分化、纠纷解决等各个领域的调查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定县再调查"始终贯穿着明确的理论自觉意识,对于中国特色乡村发展道路、乡村研究的理论命题、乡村研究的方法,以及农村社会学学科建设都有着深刻的反思,对今天的农村社会学学科发展和乡村振兴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治理、善治和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对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比较系统的个案研究。文章着重分析了乡村治理的权威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内容、治理方式,并且通过考察中国近代以来两次乡村治理改革运动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深入地探讨了两次乡村治理运动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共同问题。本文指出,中国的乡村治理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治理结构的多元化和治理主体的精英化,是近代至今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特征。最后,本文还就如何完善目前中国农村的民主治理提出了若干对策性的建议。

留美知识分子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村建设——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实验为例

20世纪30年代,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中,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美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为探寻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独特发展之路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一次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同中国乡村实际相结合的实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是知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领导的学术团体,他们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抱着救国强民的宏愿于1929年选取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实验区,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的实验。参加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的有一大批国内第一流的专家、学者,他们和晏先生一道,抛弃城市的舒适生活和高位厚禄,来到定县,从1929到1937年整整七年,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实验,创造了不少极可宝贵的经验。在这里把其中一些知名的代表人物简要列出,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担任平教会平民文学部主任的陈筑山,在日本、美国留学十一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第一届国会参议员,是反对袁世凯乱政篡国的先锋战士,时任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

试论晏阳初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的几个问题

基于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在欧美新思潮的影响下,乡村教育家晏阳初在上世纪20-30年代引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从事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从调查入手,他们构建了乡村平民教育实验的体系及方式,并进行理论探讨及实际推广,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乃至社会史的重要流派,对当今农村经济发展及基础教育的改革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定县调查的社会学意义

定县调查是我国历史上首次运用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对一个县域社会进行的实地调查,在社会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其社会学意义突出体现在:一是完整呈现了20世纪20、30年代华北乡村的社会事实;二是系统探索了适合本土实际的社会调查方法;三是有效推进了当时乡村建设的实践;四是为社会学的本土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科技兴农试验:定县猪种改良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主义、科技兴国的思想在中国渐为流传，但如何付诸实践，这是一个尚待探索的问题。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先生在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运动体现了他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中国农村的志向、总体构想和实践，真正体现了“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农村的开拓精神。我们选择了猪种改良这个角度，考察平教会是如何踏踏实实地进行科技下乡、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我们认为，晏阳初的这一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博士下乡与“乡村建设”——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博士下乡",是民国时期知识界颇具影响的运动,对旧中国的乡村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当时,很多博士由于受到爱民报国之心的驱使、乡村衰败现状的刺激和晏阳初人格魅力的感召,纷纷来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把科技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推行"四教三式",密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设立县政研究院,将学术研究与县政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当然,由于战争的影响,"博士下乡"无奈地终止,但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

根据定县竹简《论语》,崔述等人依据文体、称谓所作关于《论语》成书的种种判断难以成立。《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统一组织,集体编纂。《论语》的编纂经历从孔子弟子到再传弟子的较长时间。

中国近代农业增长的一个例证:以清末民初冀中定县为中心

清末民初,由于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定县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土地收益率较高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矛盾非常尖锐,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也非同步增长,30年代与20年代前后相比,粮食产量的增加快于人口总数的增长,与清末相比,粮食产量的提高慢于人口熟数量的增加。

定县模式村卫生员运行机制探讨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力开展,对赤脚医生这个群体的研究逐渐兴起。就20世纪30年代以定县模式为依托的赤脚医生的萌芽时期——村卫生员的产生背景、运行机制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介绍,同时对当代乡村医生出路的借鉴价值作出简要的探讨。

现代卫生观念在乡村的移植——以20世纪20、30年代平教会的定县卫生实验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平教会在定县进行了7年多的卫生实验,旨在通过向农民传输预防与治疗相结合的现代卫生观念,以治愈农民的体"弱",进而达到民族再造的目的。作为现代医疗理念乡土化的尝试,他们建立了三级保健体系,并把传染病管理、妇女儿童健康等新内容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平教会与县政府、士绅、旧从业人员以及农民等各类群体纠葛在一起,新旧观念、新旧势力之间发生了较为激烈的碰撞,使得现代卫生观念在乡村的移植过程呈现出极为纷繁复杂的面相,这直接影响了卫生观念植入的广度与深度。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贫困问题——定县再调查的普遍性结论

文章通过对中国80年三农问题研究结论的分析,并通过两次定县调查两个时点的比较,得出结论:农民贫困是先赋的而不是自致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相对贫困是结构性贫困。社会转型具有相当长的周期,农民结构性贫困现象也具有长期性。只要这个转型没有结束,城乡差距就不会消失。当农业成为市场中的弱势产业,农民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时,乡村问题已经不能通过制定"游戏规则"、通过市场规律解决,有效的手段是直接的帮助。由此,要强化社会管理,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著名的定县调查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在中国社会学调查方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定县社会调查,在目的上强调学术与实用并重、在方法上既重视借力传统社会关系更突出采用现代社会学调查手段、在资源整合上注重通盘筹划和全方位协同,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调查思路和方法仍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关照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生活,显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中国乡村建设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以定县调查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担当精神、学术品格推进中国乡村社会调查研究,为决策者推行工作时提供"参考之材料及可靠之根据"依然是当下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