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口之家:近代冀中定县农村的家庭规模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表明,家庭规模的大小与社会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近代冀中定县农村虽有大家庭存在,但五口之家为其主体,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这一研究,为中国历史上家庭规模不大的结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正定县农村组建行业协会加速经济发展

正定县农村在发展商品生产中,一种社会经济联合的新形式——行业协会,应运而生。一年多来,河北省正定县已经建立了养鸡、养猪、食用菌、瓜菜、林果、农机和绣花等七种行业协会,参加人员近万名。他们以协会为“龙头”,生产、经营、服务三结合,实现产供销一条龙,从而拓宽了商品生产领域,推动了农村第二步改革进程。

正定县农村科技体制改革报告

过去,我县实行四级农科网,主要弊端有:一是机构设置不合理,条块分割,相互封闭,互不通气;二是科研与生产相脱节,科学技术不能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三是科技体制本身没有经济实力,使科技工作缺乏面向经济建设的动力和活力;四是政企不分,管理不当,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针对上述情况,我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

河北定县农村卫生实验区的创建始末及影响

河北定县农村卫生实验区是由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促进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创立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示范项目.在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系主任兰安生的推动和鼎力支持下,以陈志潜、姚寻源为代表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师生,经过1929-1937年近8年的时间,在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自下而上地创建运行了适应农村环境、防治结合的县、区、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定县农村卫生实验区为近代解决中国农村基本卫生服务问题提供了重要范例,也为4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初级卫生保健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先验示范.

20世纪30年代科技兴农试验:定县猪种改良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主义、科技兴国的思想在中国渐为流传，但如何付诸实践，这是一个尚待探索的问题。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先生在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运动体现了他利用科学技术改造中国农村的志向、总体构想和实践，真正体现了“五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农村的开拓精神。我们选择了猪种改良这个角度，考察平教会是如何踏踏实实地进行科技下乡、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我们认为，晏阳初的这一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近代华北农村家庭规模问题

本文认为近代华北农村家庭规模虽有缩小的趋势,但变化幅度不大。变化的原因不是农村工业化的结果,而是家庭土地占有关系缩小所致。家庭结构以主干家庭和直系家庭为主要形式,核心家庭居次要地位。传统学者以“大家庭”作为中国社会主要的家庭类型是有充分依据的,它符合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实际情况。文章从近代华北农村家庭的家庭周期、婚姻习俗、生育制度、居住模式等方面论证了这种结构类型产生的社会原因,认为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的各种风俗、制度关系密切,不能简单的以统计数据的大小确定它是“大家庭”还是“小家庭”。

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

本世纪30年代前后,尤其是在1925至1935年的十年间,中国掀起一股农村调查热,调查之多不少于九千次。不仅有民间自动发起,还有外国学者,以至学术研究机构、高等学府、政府机关、以及各个党派之间,都进行大量的农村调查,蔚为壮观。 为什么会在这个期间,出现农村调查热呢?究其原因不外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仅占5％的地主,却占全国土地的一半,而占70％的贫农,仅占20％的土地。北方60％的土地集中在中农手里。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第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的思想,引起广大知识分子对农村调查的兴趣,他们力图把富国强民的理想与平均地权联系起来,以实现土地平均分配的幻想。第三。

就嘉定农村经济的变化展望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发展道路

从上海嘉定县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兴办农工商联合企业是保证农民生活富裕和农业实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嘉定农村经济发展概况 解放三十年来,嘉定县农村经济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五十年代嘉定的农业,基本上是单一的种植业经济。农民虽有饲养家禽、家畜和手工业等传统的家庭副业,但在整个农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大。1957年全县农业总产值5。

极积开展学术交流 共同繁荣人口科学

近来,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先后邀请了七机部二院工程师李广元、张正卿,北大地理系副教授仇为之,老一辈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汉来所作学术报告并举行座谈。北京大学人口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本院劳经、财贸等系的部分研究人员和教师也分别参加了这几次学术活动。

林道静的成长与林红

(一)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林红和林道静》一课,是从杨沫同志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第二部第二十章节选的。《青春之歌》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它从1958年初问世以来,就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的喜爱,成为流行最广泛的现代作品之一。这部小说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北京一批青年爱国学生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到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这一历史大风暴中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东北已经沦陷,华北危在旦夕。蒋介石反动派对日寇的侵略却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卖国投降。

环境戏剧意义上的熊佛西与农村戏剧实验

尽管熊佛西本人并没有将自己的定县戏剧实验定义为“环境戏剧”,但我们可以基本清楚地看到他对剧场空间的开拓、寻找演出更多可能性的挖掘、打破传统“第四堵墙”等做法,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戏剧”,而这一切竟然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定县农村,较谢克纳提出此概念还要早近30年。文章认为,熊佛西主张通过戏剧去引导农民“向上的意识”,实现了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畅通对话,使环境与戏剧成为一个整体。